董仲舒是哪个朝代的

董仲舒是哪个朝代的 董仲舒是个什么样的人？汉武帝为什么接受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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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其人历来褒贬不一，后人对其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在思想文化繁荣的角度上多持反对意见，总会骂“竖儒董仲舒”。

但客观来看，我们从其所提倡的儒术和对后世的影响两个方面来分析。

他对我国文化的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

换个角度来说，要是支持独尊儒术的话，岂不是支持思想不繁荣了？所以明知道他是有贡献的人，但该骂还是骂两句吧。

先说董仲舒的儒术，他所提倡的儒家已经不是孔孟时代的儒家了，或者可以说是孔孟时代的儒家在汉代的发展。

在春秋战国时代争鸣的诸子百家，在秦始皇的一场焚书中断掉了民间学习思想文化的种子，而官学尚未建立，短命的秦朝又经楚汉间的战火，导致了诸子文化上出现了断层，所以汉代出现了今古文之争。

表面上是同一文化不同派别的争论，而内里则是传统的文化在汉代应该何去何从的问题。

不论当时今古派谁占的了口头的便宜，传统思想要结合时代已经是其生存的不二选择。

董仲舒在这个环节中占了鳌头，他敏锐的发现，单靠儒家那一套在新朝不能成事，必须要进行一场文化的融合。

于是他改造了一种新的学说，来进行思想的大一统，就是他所说的儒学。

其内里虽然以儒家为根基，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的成分在其中也不是少数。

这就像分合交替的时局，文化上也必须有一个统一的说法。

而对后世来说，董仲舒改造的儒术并不是一味地放大君权，他也提出了有效的制衡法则，即我们说的“天人感应”，把自然现象与社会政治得失联系，所以看看古代君主会下一些罪己诏就能明白这种手段是很有效的。

要知道罪己诏可不是检讨书，承认错误接受批评就没事了，罪己诏是有实质的惩罚的。

除此之外，汉代虚君实相的行政体制也能说明君权是有制衡的，诸葛亮独揽大权十一年，不是有“不臣”之心，而是虚君实相体制的延续。

既然董仲舒改造过后的儒家有很严重的制衡君权的手段，为什么汉武帝还要接受呢？这就有关政权合法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汉代是最为尖锐的，在此之后就没有了，因为董仲舒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汉之前，从传说中的夏到短命的秦，甚至项羽的楚，帝王的诞生都是有血统的。

分封制下的各诸侯国为宗室子弟、先贤后代或是开国功臣，其祖上大部分都曾为天下共主。

所以即使不论商代夏，周伐商，还是秦扫六合，都不会有人质疑其政权合法性。

然而汉代创始人刘邦起身亭长终有天下，自古未尝有，如果没有合理的解释，其政权的根基必然不会稳固。

毕竟出身微贱的刘邦可以称帝，那就说明任何人都可以称帝了。

董仲舒代表儒家提出“君权神授”，把汉朝的建立称为“天命所归”，直接给予了最高级的、极不容易辩驳的合理性。

谁要反对汉朝就是“逆天命”，对天不敬的人还能得民心吗？无怪汉武帝政权与其一拍即合，给予儒家独尊地位。

因为只有统治者能给予儒家施政平台，也只有儒家能给予统治者一套完整的合理的统治根基，二者共生的关系自此牢不可破。

董仲舒生活的时代，正是汉代制度逐渐确立的时代。

对于董仲舒的生卒，《史记》《汉书》都未有明确的记载。

因此，历来研究者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如苏舆《董子年表》认为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元年（前 179 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 104 年）。

周桂钿认为董仲舒生年当在公元前 200 年至前 196年之间，卒年当在公元前 107 年至前 104 年之间，寿命 90 多岁。

美国学者桂思卓在中国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董仲舒生于公元前 195 年左右，卒于公元前 105 年左右[3]。

这与周桂钿的看法接近。

其实这些看法都是推测之词，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得出董仲舒的确切生卒年月，除非有新的史料发现。

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董仲舒生活时代的了解。

《汉书·匈奴传》称董仲舒“亲见四世之事”，据此，董仲舒至少经历了惠、文、景、武四朝。

根据《史记》《汉书》儒林传的记载，董仲舒在汉景帝的时候就已经成为博士了。

《汉书·五行志上》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这说明董仲舒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是汉景帝时，而其对当时政治产生重要影响则在汉武帝对策之后。

汉武帝即位之后，先后发动了三次举贤良对策的活动，分别是建元元年、元光元年和元光五年。

对于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学界尚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以元光元年的说法最为可信。

武帝之所以举贤良对策，其主要目的就是如何治理才能让国家达致天下太平。

这一点可以从当时所发的举贤良诏书中看出。

如元光元年五月诏书说：“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

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

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

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

呜虖，何施而臻此与！”（《汉书·武帝纪》）在武帝看来，三代的尧舜、周代的成康当政时期都是历史上有名的盛世，都是他应效法的对象。

他诏举贤良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唐、虞、成、康那样的盛世，“上参尧舜，下配三王”。

在《汉书·董仲舒传》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

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

圣王已没，钟鼓筦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

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 *** 或悖谬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这同样以五帝三王为楷模，以桀纣为教训，欲实现古代盛世所谓的“王道”。

汉代是在推翻秦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秦代是一个相当残暴混乱的朝代。

汉代要想在这样一个满目疮痍、混乱不堪的基础上实现王道是相当困难的。

在董仲舒看来，汉代如果想得到好的治理，必须改制、更化。

所谓改制、更化，就是改变秦制，实现汉制。

对于武帝的策问，董仲舒用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予以回答。

他认为实现王道的关键在于知道天道，天道任德不任刑，因此，治理国家也应以德教为主，刑法为辅。

这实际上就是改变以法为主的秦制，实现以德为主的汉制。

在第二次对策中，董仲舒进一步申明了他的改制思想，认为“《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秦朝的灭亡在于“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不以文德教化天下。

董仲舒认为，汉武帝当时虽然并有天下，内外率服，有太平之致的景象。

但一般老百姓并没有感受到这种太平景象，关键在于“王心未加”。

如果加以“王心”，那么就会实现三代的王道。

那么如何加以“王心”呢？董仲舒认为在于“兴太学，置明师”，以教养士人，然后就可以得到优秀的人才。

任用这样的优秀人才就可以宣化君主的德教，使老百姓感受到君主的恩泽。

在第三次对策中，改制思想仍然是董仲舒论述的重点。

他说：“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

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捄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

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

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捄，当用此也。

”捄者，救也。

在董仲舒看来，道是没有弊端的。

弊端的出现只是道的偏失。

因此，三王虽有不同，然皆是救弊扶衰的结果，都是顺应天命的表现。

因此，王者的改制仅仅是名称上的变化，对于道的实际并没有改变。

在董仲舒看来，当时汉代在大乱之后，应该“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董仲舒认为忠、敬、文代表三种不同的政教方式，三者处于循环关系，前者如有弊端，就会用后者进行救治。

汉代处于周、秦大乱之后，因此，要用夏代的“忠”来进行救治。

董仲舒的春秋学对两汉经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把阴阳五行思想引入儒家经学之中，不但对春秋学本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易学、诗学、尚书学、礼学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从董仲舒之后，儒家经学真正成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儒家学者也有了通往国家权力机构的正当途径，从而对国家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