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执狂是以较固定和有条理的妄想为症侯的精神病的类型，生活中多含贬义，所谓“一根筋”，所谓“一头撞到南墙上”，说的是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人，所以格鲁夫解释说，“只要涉及企业管理，我就相信偏执万岁。”这理论给人的启示是：在开拓进取已成为社会主流思潮的现代社会，在为人类文明缔造和人们生活功能完善所做的努力中，精神层面不屈不挠的坚韧与执着，有时也起到良性推动作用。偏执于“凡是可能的，都将成为事实”的规则；偏执于“愈是成功时候，愈是危机四伏”的警惕；偏执于“对现实清楚掌握是致胜基础”的政策；如此，才能不断向前，敏于变化，制胜于机先。
偏执狂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从开始就脱离城市流行的普遍方向，拔寨而起不留退路，呼啸朝既定目标奋勇挺进，不屑在世俗快乐与鸡零狗碎前停留，情愿把生命当成对理想的祭祀，与自身局限性和客观复杂性近战博杀，流血也不呻吟，失败也不哀叹，所求唯一报偿，是有朝一日为成功所陶醉，或既使不成功，也骄傲于曾在雷霆暴雨奋斗过的喜悦。“我正冒着危险从事自己的事业”“我就像是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文森特·梵高的话，可谓是精神执着者的写照。
近日，笔者阅读了《曾国藩的正面和侧面》一书。此书共“十个篇章”、“三个部分”分别介绍了曾国藩与他的兄弟、祖父和儿子、母亲和女儿之间的家庭之道。十个篇章、三个部分中以“曾国藩与他的兄弟”为第一部分，以兄弟“曾国荃”为篇首且篇幅最长，着墨最多。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兄弟曾国荃的教导与其他兄弟非同般。
曾国藩与曾国荃兄弟俩，性格迥异，阅历大不相同。曾国藩老成持重，低调内敛，凡事从风险角度考虑比较多，遇事做减法；曾国荃直率鲁莽，争强好胜，凡事看得过于简单，遇事做加法。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由此也预示着曾国荃的仕途生涯将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曾国藩作为长兄，对弟妹的教导尽心尽责，特别是对曾国荃的官场教导，可谓苦口婆心、无微不至、诲人不倦，但弟弟曾国荃一生顶撞，辜负教训四十九年。因不听教海，曾国荃的仕途经历现实生活一次次的无情打击、一次次的痛疼磨砺，直到同治六年被朝延退职回湘后才正在省察到曾国藩的判断都是对的，曾国藩的老生常谈字字都应验。
综观曾国荃的仕途生涯，主要有以下几次事件令其深悟曾国藩的远见及自身的不足，后期对其性格转变，处事风格产生深远影响：
1.拒绝进攻上海，与获取赫赫战功失之交臂
咸丰十一年十月，太平军进攻上海，上海绅士向曾国藩救援，并提出月十万两银子接济湘军。曾国藩打算此美差交曾国荃攻打。主要基于三方面考虑一是上海钱多，打仗不苦，二是上海天地广阔，立功机会更多，三是对曾国荃来说上海再立功，可以顺利升为江苏巡抚。但曾国荃不理解曾国藩的良苦用心，狭隘的眼光，倔强的忍性促使他看不到上海的特殊战略意义，执着于啃“南京”这块硬骨头，最终与轻松取得赫赫战功的机会失之交臂，这也是曾国荃一生中的大败笔。
2.修建毫华大宅，招他人指摘引火上身
曾国荃自吉安、安庆之战后积累了丰厚的经济基础，开始在湘乡开建“大夫第”。并且每克一名城，奏一凯战，开建一次“大夫第”。曾国藩多次劝阻曾国荃“家若太修造壮丽，则必为众人指摘，且乱世而居华屋广厦，尤非所宜”并以林则徐为例加以讽喻。但曾国荃一律不听，我行我素，把“大夫第”造得巍峨浩大，犹如王宫帝府。此事后来不仅造成曾国荃贪财臭名远扬，还惊动朝廷，被当朝者所忌。后来经修改，最终“大夫第”总算没有僭越，曾国荃也因此得以保住身家性命。
自古有一句话：富不露财，才不露峰。任何事情，任何人太招摇，太张扬，必招人妒，招人指摘，引火上身。低调才是王道啊。
3.屡次不听规劝，雨花台之战凶多吉少
攻打南京时，曾国藩命曾国荃不要冒然前进孤军深入，须与多隆阿、鲍超等部队多方协同。但曾国荃却不管曾国藩这一套，一路向前猛攻，孤军到南京雨花台。巡视军情后才知大势不妙。南京城墙宛如长城，规模宏大，基石坚固，非轻易能拿下，自此开始后悔不该轻率进兵了。
屋漏偏缝连夜雨。一场严重温疫，令曾国荃部队雪上加霜，战斗力大减。同时太平军使用杀伤力超强的西洋炮使曾国荃部队陷入凶多吉少境地。幸亏曾国藩后方粮饷，d药足额供应且拼命调兵遣将，四处发文求援才躲过一劫。战斗结束后，曾国藩分析形势劝其迅速退兵，其仍不为所动，迫使曾国藩不得不为曾国荃拿下南京做好一切准备。
4.看问题过于简单，奏折“首秀”不成功。
曾国荃升授“浙江巡抚”后才真正进入权力高层，拥有单衔奏事权 。曾国藩知其弟性格，预先告诫上首封奏折一定要稳重，不要仓促行事，因为这往往决定中枢对他的第一印象，并以左宗棠获单衔奏事权三月后才上奏第一封奏折，彭玉鳞至今还未上过奏折为例。曾国荃听了曾国藩的教导，耐心等待时机。机会很快出现。以恭亲王奕诉为首的总理衙门决定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西方国家购买数艘新式军舰，组成一支舰队，当前用于平定太平天国，日后用于“帝国海军”，结果购置来的不仅是军舰，还有一批使用军舰的洋人。如果让洋人使用军舰，清王朝主权受侵，如果退还变卖军舰，中国建立海军的计划夭折，军舰折价损失巨大。总理衙门举旗不定之时征求战斗一线的湘军大员意见。曾国荃首次上奏，异常激动，精心构思，写了一道奏折。奏折以“太平天国平息指日可待，并非要军舰助攻”为由表明军舰退掉无妨 ，又自作聪明提出“退掉军舰，浪费巨款，实属可惜，不妨以此军舰巡逻海上，缉捕海盗，裁撒现有沿海水师，以节省经费”。此话虽发自真心，但无意中得罪总理衙门，指责其决策失误，浪费巨资。首次上奏，曾国荃的好心当驴干肺，因不善说话受朝延批渝，剥夺单衔奏事权。
官场讲话，有的时候对的也是错的，关键讲的是否合时宜。身在官场，讲话不得不小心谨慎，要看场合、看对象、看对方需要你说什么?说到哪里为止?曾国荃奏折“首秀”夭折的原因在于看问题太简单，性格太直率，写好后也不请老兄把关。
5.上折d劾官文劣迹，留下遭人报复后患。
同一单位二位党政一把手往往因观点思想不同而导致关系不和。若矛痛激化，往往两败俱伤。
曾国荃任湖北巡抚后与湖广总督官文“督抚同城”。官文此人虽既庸且贪，但出身内务府汉军旗人，在朝树大根深。连善用手段的原湖北巡抚胡林翼也对官文曲意奉迎，倾心结交，把功劳归功于他。而不善谋略，争强好胜的曾国荃却不听曾国藩的劝诫、阻挠，一意孤行，呈一时之快上折d劾，洋洋洒洒列出七条罪状，不仅得罪了朝中满族亲贵，还伤了朝廷的面子，留下无穷后患。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后，曾国荃因领兵剿捻作战不利，接二连三多受朝廷“严行申饬”，不仅摘去顶戴，而且牵连曾国藩及湘系官员，令官文痛痛快快“报了仇”。这一严重打击令曾国荃彻底明白自己和曾国藩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深切悔悟。
曾国藩不懂身在官场，要懂得圆通，刚柔相济。水清则无鱼，一味纯正耿直，则无法立足。
经过数次重大受挫后，曾国荃终于成熟老到，磨平了棱角，为人处世风格发生变化，官场注意圆融退让，不再锋芒毕露。晚年，越来越得到百官、朝廷的肯定。最终和曾国藩携手跨入晚清名巨行列。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这句话我觉得是曾国藩一生成长、成功的最好诠释。有一句话说，“听，会忘记；看，会过去；做，才会明白”。很多时候，教育一个人光靠一些空洞的大道理说教根本没用，非得让其去实践，去尝试，去撞得头破血流，体会酸甜苦辣后才能真正成长成熟。正如杨绛先生曾告诫年轻人那样：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才能得到不同程度的修烁，得到不同程的效益。如同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烈。
清咸丰六年，为营救被太平军围困于南昌的胞兄曾国藩，贡生出身的曾国荃招募乡勇3000，救下曾国藩的同时，一战成名。其所招募乡勇，被曾国藩编入湘军，因这支部队最早于吉安发起战事，故称“吉字营”。被曾国藩视为嫡系部队而予以特殊照顾的吉字营，在曾国荃的带领下，作战勇猛、屡克城池，逐渐成长为湘军战斗力最为强劲的主力部队。
据史料记载，曾国荃的统军之道非常简单，电影《投名状》对此有过较为形象的演绎还原，那就是每攻下一城，曾国荃都会命令纵兵三日，任凭兵勇烧杀抢掠奸淫，无恶不作。在晚清时期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曾国荃的特殊“恩赐”，无疑会点燃湘军将士攻城拔寨的积极性和嗜血性，毕竟在城墙后面就是金银细软，就是美色如云。
安庆一战，曾国荃落得“剃头匠”恶名咸丰十年，按照曾国藩围困天京的整体规划，曾国荃率领吉字营包围安庆城，为实现天京合围做好绝对准备。
安庆一战中，曾国荃采取了惯用的“铁桶”
战法，在借用炮火优势将太平军逼出城池与湘军决战。此战持续二十天时间，其惨烈程度远超以往所有战事，据史料记载，仅湘军追杀刘琳所部就被“马队、步队围杀，逼下河者极多，解散者不少，杀毙者亦实有二千余人”。除了在战场之上被斩杀的一万两千余太平军将士外，曾国荃还下令将投降和被俘的太平军集体屠杀，屠杀情形之惨烈，就连蛮狠、凶残之曾国荃也“汗泪交下，手足瘫软”。
于城外大获全胜并完成了对安庆城的围困后，曾国荃派水师封锁江路，使得颗粒粮草不能入城，城内太平军粮尽援绝，将士饥困不能举刀q。等到城内完全断粮后，曾国荃炸毁安庆北门城墙，城中太平守军只得举城投降。攻克安庆城后，曾国荃受俘16000余太平军，也正是这些俘虏让曾国荃落得了“剃头匠”的恶名。
据《能静居士日记》记载，曾国荃下令将所俘太平军分“百人一伍”，以“等次领取遣散之资”为由，分批次骗入大屋绑缚，并从后门引出砍杀，整个屠杀过程整整持续了一天一夜。
攻破天京，曾国荃犯下滔天之罪安庆一战，让曾国荃被朝廷赞赏为“智勇兼施”的同时，还被赏赐了布政使官衔并赏穿黄马褂，一跃成为从二品的省部级副职。此战以后，曾国荃又克雨花台，直扑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
同治二年夏，李臣典炸开天京城墙，湘军攻入城内，遂克天京城。破城以后，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就此展开。对于湘军屠城的惨烈状况，谭嗣同曾经在《北游访学记》中曾经有过笼统的记载：
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但谭嗣同毕竟不是亲身经历之人，所记当时情形也只是口口相传之言，似乎并不能令人信服。然而，时任曾国藩幕僚，当时就在曾国荃身边的赵烈文在其所著《能静居士日记》则明确描述了当时的惨状：
破城之日，全军掠夺且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余人，秦淮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窑可控者，尽遭杀死；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杀以为戏，匍匐道上；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
除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外，按照曾国荃的命令，湘军还在天京城内大发兽性，肆意蹂躏城中女性。在诸多史料中，诸如
“搜曵妇女，哀号之声不忍闻”、“勇利其妻财，掳其妇女”、“但有貌清秀者，强夺之归”
的记载，屡见不鲜，足以证明湘军破城以后的野兽行为。
眼见于此，赵烈文向曾国荃上呈建议四条：1、止杀；2、安顿妇女；3、设善后局；4、禁止粮草出城。可是，嗜杀成性的曾国荃竟然直接拒绝了第一条建议，只答应将后三条布告全军。但此时早已经陷于疯狂的湘军面对“煌煌告示”，却都不以为然，而“惟知掠夺，绝不奉行”。
安庆一战，曾国荃落得“剃头匠”
恶名；天京之围，曾国荃更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进一步坐实了自己恶名的名副其实。古往今来，屠城虽然是中国古代战争中的普遍现象，但曾国荃性格暴烈乃至报复心理引发的屠城行为，较之军事策略上的震慑用途，已经偏离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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