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士阮籍和嵇康之间的关系如何呢？

嵇康和阮籍两人是一见如故的好朋友。阮籍的母亲去世后，嵇康的兄长前来吊唁的时候，阮籍并没有什么好脸色，也没有理会。等到嵇康来吊唁的时候，嵇康为了安慰阮籍甚至陪他喝酒，而阮籍则是为了抚平心中的伤痛和嵇康在竹林中喝酒。

阮籍和嵇康都是竹林七贤，两人的性格爱好很相似，都是不慕权贵，不在乎世俗礼法，因此阮籍和嵇康是很好的朋友关系。阮籍的父亲是建安七大才子之一，因此在阮籍的母亲去世之后，阮籍便跟着自己的父亲一起生活。

不过，在阮籍的父亲去世后，阮籍的生活变得很贫困，不过阮籍因为在七岁的时候，就能做文章，因此也算是天才儿童了。而阮籍从小读书就很刻苦。因此在少年时期名声就很大。当阮籍长大后，因为被迫进入仕途，随后因为不习惯官场上的尔虞我诈，所以阮籍最后还是辞官离开了官场。

当时的司马昭知道阮籍的才华后，想要将阮籍为自己所用。等到阮籍听到消息后，知道司马昭想要招揽自己，于是每次阮籍都把自己喝的伶仃大醉，等到司马昭上门的时候，见到醉酒的阮籍，也就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而嵇康从小便很有音乐天赋，虽说才华很高，但是在音乐上面，嵇康有很高的造诣。嵇康有一张很名贵的琴，当初买这个琴的时候，嵇康甚至用自己随身的一块玉来专门买这个琴。而嵇康d奏的《广陵散》则是一直被人传诵至今。不过嵇康的死则是因为好友吕安德事情，当初吕安的哥哥因为对吕安的妻子不敬，因此当时的吕安在气愤之下便想要告自己的哥哥，不过恶人先告状，吕安的哥哥不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反而令吕安自己被关在牢中。而嵇康便在这时出来作证，随后也被关进了牢中，等到司马昭知道后，司马昭便命人将嵇康杀害。

是竹林七贤中的人物

竹林七贤指的是三国魏正始年间（240年—249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先有七贤之称。因常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一带)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七贤，后与地名竹林合称。

嵇康等七人相与友善，常一起游于竹林之下，肆意欢宴。后遂用“竹林宴、竹林欢、竹林游、竹林会、竹林兴、竹林狂、竹林笑傲”等指放任不羁的饮宴游乐，或借指莫逆的友情；以“七贤”比喻不同流俗的文人。

在“竹林七贤”中以山涛年事最长，且“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都是山涛发现的，而向秀也是由山涛发现并介绍给嵇康和阮籍认识，因此，山涛是竹林之游实际的组织者和人事核心。

嵇康（223年-262年）三国魏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字叔夜。谯国至（今安徽宿州市西南）人。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任过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

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著有《养生论》。与阮籍齐名，为“竹林七贤”之一。《魏氏春秋》：“（嵇康）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 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他的朋友山涛（巨源），后来投靠司马氏 当了吏部尚书，曾劝他出去做官，他遂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加以拒绝。因“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不满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集团，遭钟会诬陷，为司马昭所杀。

嵇康在政治思想上“托好老庄”，排斥“六经”，强调名教与自然的对立，主张决破礼法束缚。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坚持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他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明胆论》），肯定万物都是禀受元气而产生的。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说。嵇康自幼聪明好学，才思敏捷。其文“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与山巨源绝交书》、《难自然好学论》等为其代表作。诗长于四言，风度清峻；《幽愤诗》、《赠秀才入军》较有名。所撰《声无哀乐论》，认为同一音乐可以引起不同的感情，断言音乐本身无哀乐可言，而其目的则在于否定当时统治者推行的礼乐教化思想。善鼓琴，以d《广陵散》著名，并曾作《琴赋》，对琴的奏法和表现力，作了细致而生动的描述。鲁迅曾多次集校过其作品集。

阮籍（210年～263年），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开封）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

正始十年（249年），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

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

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

嵇康和阮籍主要活动在曹魏年间。二人都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竹林七贤”之一，是早期魏晋名士风采的最为主要的代表。他们嬉笑怒骂，放浪形骸，不避男女之嫌，亦不居父母之丧。用现在的话来说，这是多少有点反社会的行为方式。后来儒家礼教森严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没可能再现这样的情形，也就比他们更早的春秋战国的时代曾经出现了一些类似的“狷狂之士”可以和他们相比较。

他们简单，直率，自然的行为在后世为他们赢得了无数的“粉丝”。但是，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他们的日子恐怕就没那么好过。这种自我放逐，和对主流生活的疏离甚至厌弃，今天的我们并不陌生，这不就是所谓“垮掉的一代”么，父辈们评价我们，和我们再来评价自己的后辈大概都会想到这样的措辞。据说，还有人用“嬉皮士”这样的词汇来形容嵇康和阮籍们。

但名士们之所以是名士，是因为他们是用生命在玩这个游戏。而且他们还坚守了一生。现代的“嬉皮士”们大多是从无聊，不满，或者压抑这样的情绪开始自己的造反生涯的。而嵇康和阮籍这样的名士们，可不一样，他们是从真正的痛苦和愤怒开始的。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国第二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而且比之于第一个，也就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混乱，这个时代还多了一层虚伪。

很好理解，先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社会的思维和感情还停留在比较贴近自然，贴近社会现实的层面，混乱带给人的还只是 不知道去向何方的彷徨和痛苦。但到了魏晋时代，除了直接可见的混乱，还有经由两汉经学几百年发展下来，逐渐沉积在人们思维和行为习惯中的几乎已经成为本能的虚伪。所以，对于那些对文化和精神比较敏感的心灵来说，愤怒就成了他们的一个特征。这种愤怒主要通过与当权者的不合作展现出来。

痛苦和愤怒是魏晋这些早期名士们几乎独有的两大特征。痛苦是由于传统的价值观，由两汉经学支持的价值体系支离破碎，濒临崩溃，个人的心灵无所归依，所以只能转而求助于玄学，道学等一系列虚无缥缈的东西勉强支撑，聊以自慰。愤怒是一种外向的情绪，理由基本上就是我们如上所言。

嵇康和阮籍所代表的一众魏晋名士之所以风姿卓绝，享有如此之高的历史声名，主要也就是因为时代赋予他们的这两大特征。此后，中华帝国逐渐开始步入了成熟。像魏晋时代这样比较大规模的避世隐匿的名士风流就很罕见了，更多地散见于史籍的只是一些个体化的行为了。而且，后来王朝的名士们，尤其是那些因为各种理由试图效仿魏晋的“模仿秀”热衷者们，由于没有了这样的时代氛围，也就自然地没有了魏晋名士的这种真正凄厉，决绝的风姿。

早期的魏晋名士，其名声的成就主要还是通过他们的行为传达给我们的震撼，或者说感动。而不是他们的所谓具体贡献。现在的很多说法把他们动辄列为什么文学家，艺术家，甚至思想家。这是很不符合事实的虚伪行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中国学术史当中留下什么显著的地位。即便他们所擅长的，或者被后世的人所推崇的所谓文学作品，甚至音乐，以真正中国艺术史的观点来看，都是很粗糙和一般的作品，距离真正的艺术品尚差距遥远。

其实，这个事实应该是明显的。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破碎和破坏的时代。他们以自己的行为对这个时代，尤其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和风尚，进行了无情的，甚至的决绝的批判，但指望他们在短时间内去建设一个新时代，这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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