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骂胡适

对于鲁迅和胡适的关系——第一，他两个人曾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第二，后来，在若干重大问题上，两个人产生了明显分歧。

第三，对于这两个人的“交锋”，不应该归结为个人性格的差异，也不能以谁更有“风度”来评判。

一，鲁迅和胡适，曾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这个“战壕”，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胡适和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鲁迅曾在《无声的中国》中说，“五四”文学革命由胡适所“提倡”，他是响应“前驱者的命令”呐喊助威的。

胡适在《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卷. 导言》里，详细讲述了他提倡文学革命的经过，他同时说，光有指导不行，还得要有新文学创作的成绩，“人们要用你结的果子来判断你”。

鲁迅，就是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奋力创作者。

在同一“战壕”中，两个人有过三次具体合作。

第一次，是关于妇女问题的讨论。

详情不再赘述。

第二次，是关于胡适提出重新估定传统小说的价值，把小说文体从边缘提升到中心位置。

鲁迅很快完成了《中国小说史略》，胡给予了很高评价，并为鲁迅辩护。

第三次，是胡适1922年删改自己的诗集《尝试集》。

他郑重地请了五位朋友参与，其中就有鲁迅和周作人，这两个人亦很积极。

可以看出，在新文化运动这一洪流之中，鲁迅和胡适，曾经很好地配合与合作。

二，两人在后来的重大问题上也有过明显分歧。

主要的争论有三次，但皆基于一个前提——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改变了自己对新文化运动方向的认识，并陆续创办了《努力周报》、《独立评论》等政治性刊物，主张政治改良主义。

第一次争论，是关于新文化运动方向问题。

“五四”运动过后，胡适认为，《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他打算让《新青年》停刊，另办一本专讲学术的杂志。

胡适说：“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故不承认根本的解决。

只承认那一点一滴做到的进步”。

他称这是他的“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目的是为“好政府主义”服务。

胡适的主张，被李大钊和鲁迅所明确反对。

鲁迅写了名为《导师》的杂文，批评一些以青年导师自居的知识分子，这里面就包括胡适。

鲁迅说，“我并非将这些人一切抹煞，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要他们指路，就有点危险。

他说:“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

”第二次争论，是关于中国走哪条路问题。

第一次争论，胡适所要“改良”为“好政府”的，是北洋军阀政府。

第二次，则是国民党政府。

他在1929年12月出版的《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走哪条路》一文。

他说，中国的敌人，不是封建主义，因为封建制度在两千年前就崩溃了，也不是帝国主义。

他说，帝国主义“偏爱光顾”中国，是因为中国自己存在贫穷疾病等“五大恶魔”。

他提出，要“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

不断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们的目的达到之时。

”鲁迅对于这样的“建议”，给予了尖锐讽刺，说这样的“好政府主义”，“一点一滴改良论”者，因为时代不同，一时似乎找不到主子的模样，其实，主子是有的。

鲁迅称他们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对于鲁迅的讽刺，梁实秋有过回应，胡适没做回应。

第三次争论，是关于要不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问题。

“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

1933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但国民党政府，对日军放弃抵抗，反而提出“宁可错杀一百，不许放走一人”，进一步加强了对爱国人士的迫害。

1933年2月15日，胡适在英国人在上海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发表《北平通信》。

他说，亲自看了几个监狱， “据他的慎重调查”，实在不能得出国民党摧残人权的“最轻微的证据”。

他“很容易和犯人谈话”， “还能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

监狱里是很“自由的”。

关于严刑拷打，“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

鲁迅很快在《光明所到……》一文中，讽刺胡适说： “我虽然没有随从这回的‘慎重调查’的光荣，但在十年以前，是参观过北京的模范监狱的。

虽是模范监，而访犯人，谈话却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约三尺，旁边站一狱卒，时间既有限制，谈话也不准用暗号，更何况外国话。

而这回胡适博士却‘能够用英国话和他们会谈’，真真特别之极了。

莫非中国的监狱竟已经改良到这地步，‘自由’到这地步；还是狱卒给‘英国话’吓倒了，……幸而我这回看到了‘招商局三大案’上的胡适博士的题辞:‘公开检举，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

’……我于是大彻大悟。

监狱里是不准用外国话和犯人会谈的，但胡适博士一到，就开了特例，因为他能够‘公开检举’，他能够和外国人‘很亲爱的’谈话，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

……但不知这位‘光明’回府以后，监狱里可从此也永远允许别人用‘英国话’和犯会谈否？如果不准，那就是‘光明一去，黑暗又来’了也。

”对此，胡适有所回应。

他又在《字林西报》上发表谈话说：“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

胡适还对他的“日本朋友”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他说，这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

”（1932年鲁迅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演）上述这些事件，尽管时过境迁，但查到真相并非难事。

胡适，在学术上很有成就；在新文化运动中，亦贡献颇多。

但是，不能不说，他是一个从思想和感情更接近当时统治者的知识分子。

1938-1942年，胡适能够担任民国政府驻美国大使，就能说明问题——他的思想和感情不是与当政者很接近，便不会接受任命；同样，不是这样，当政者也不可能任命他。

而鲁迅，同样作为知识分子，无疑是站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一边的。

是非曲直，总还是要尊重历史；从历史真实中，也才能看清是非曲直。

对于这样的问题是很难回答的，一句不慎是会挨骂的。

胡适，鲁迅，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顶级人物，号称文化大师。

毛泽东曾说:鲁迅，称的上是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文学家。

胡适，乃为伟大的文学家，但不是革命家。

文学界，胡适是帅，鲁迅是将。

胡适与鲁迅，1918年开始交往，同在北大，从相识到好友再到至交。

在倡导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有共同语言，提倡白话，反对文言，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

配合密切，互相呼应。

但可能是两人的背景不同，鲁迅对胡适自有戒怀之心，胡适文化高，知识广，人缘好，性格坦率。

鲁迅，性格孤独癖傲，个性强烈，论社会与文化稍低于胡适。

鲁迅的一生，没有过于豪华的文章，但总能在文章中的一两句或一两个锋利的词语來刺中实事要害且不畏强权而名贯天下。

胡适的一生，真心喜欢鲁迅兄弟，多次声称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健将。

欣赏鲁迅的创作，鉴赏鲁迅的创作能力和锋利的笔尖。

从不嫉妒鲁迅的才能与创作灵魂。

但1926年，确遭周家兄弟的绝交，此后再没往來。

胡适很是感概。

尽管鲁迅对胡适断交，且时不时还在文章中漫骂胡适，极尽苛薄之恨，然胡从未放在心上，当然，他们的恶断可能与1922年5月，溥仪召見胡适一事有极大干系，有说胡适要复古，要当帝师等，闹的沸沸扬扬，议论纷纷，一下孑把胡适推向了万丈深渊，这可能也是鲁迅骂胡适与断交的一因吧。

但胡适一生从未介怀鲁迅的骂声，始终保持着善意。

当1936年鲁迅去世后，有人在发文中攻击谩骂鲁迅时，而胡适则发文替友奋力反击之，力为好友辩护，清冤，洗白。

胡适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

鲁迅生前，胡适对鲁迅的谩骂，总是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屈身以下，不是怕鲁迅，不是不如鲁迅，不是不知鲁迅，不是有什么短处可避，而是知鲁迅，爱鲁迅，欣赏鲁迅，怕失去好友鲁迅，此乃忍让之故也。

明知其误会与过分，也不争辩，不生气，也不怨，也不恨的一人君也。

鲁迅死后，胡甚感怀与悲伤，从未发过恶声，其心情，其度量，其赏识度，其可惜度是显而易见的。

鲁迅去世后，其和周作人续好。

抗战爆发后，胡带领北大师生南下，而周留在北京。

38年胡适出任美国大使上任途中，听说周作人在日本人统治下当了北大校长而成汉奸，心中很是不平，发信劝说辞之。

抗战胜利后，胡适继任北大校长，而周作人则被囚在了南京老虎桥监狱。

胡适出于对友人的感情，在极大的压力下，为救周作人，而给法庭出俱了一份北大的证明材料，从而使周作人得到了减刑。

正因如此，胡适则得到了万人的痛骂而无从解释。

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一一一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