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主持人王利芬当时在北京的一个很大规模的会上,她就再三追问我,是不是从来没动摇过,我确实回答,做这件事情以后,我真的从来没有动摇过。
联想成长的时候,其实遇到了我回忆起来,我们那段的创业可能比大家更要困难,主要是环境中的困难。
就是80年代的时候,中国正是计划经济的环境向市场经济转移,在这个转移的过程之中,会给我们这些人想好好做的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麻烦,比如说由于不规范被骗,我被骗过好几次,我们一共就二十万资本,大概不到半年的时间,具体在第几个月我记不清楚了,就被人骗走了14万,还很容易地就被骗走了。
当时就这件事情,把我急出病了,当时为了找到这个人,我甚至拿板砖拍他的心都有,在他们家蹲了很长时间,最后这个钱是追回来了。
追回来以后,由于前前后后大概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我一到半夜里头就吓醒了,因为在1986年当时我们全年的利润才一百万人民币,而且是多少人,非常的辛苦挣来的,我们想尽了办法去贷款,弄到了三百万块钱,结果一把被人家骗走了,你说我回去怎么交代?所以半夜里头到了两三点钟,一下就吓醒了,这个心狂跳不止。
后来把这个钱追回来以后,到两三点钟,依然醒,心依然狂跳不止,就这么持续下去了,后来就真得了毛病了,后来住到了海军医院,调整三个多月才调整回来,就真的是比较可怕。
像在当时我们是在中关村,中关村是在海淀区,当时海淀区的一些领导,以前海淀区是北京一个郊区,是做农业,所以对这个办高科技企业是既不理解,也不支持。
所以当我们推出了我们的产品,第一代产品叫联想式汉字系统——汉卡的时候,物价部门找上来,物价部门的概念是原来你买这个东西,原材料花了多少钱,加上20%的利润,超过20%,物价就要罚钱,他不知道这个实际上是人的智慧,你买一个元器件没有多少钱,但是我们要花多少时间去研究,他不算这个。
然后要罚我们一百万,那是1986年,刚才所讲1986年全年的利润才一百万。
那急的呀,去见物价局的局长,去见谁,当时不像今天,政府是这么为大家服务,见局长很难的,我带着一个女同事,在里边等,在他家的门口,因为平常上班根本被人挡着见不着,打听到他们家在哪,结果人家家里孩子出来说,家里正在吃饭,希望你们不要打扰,弄的非常得难堪。
当时我已经40岁,是科学院里边实际是有一定地位的技术人员,但是在当时这种困难,你都要经受,而且自己要很快地进行心理调整。
再举一个例子,这个我们联想一条著名的路叫贸工技的路,当时我们出来以后,不知道怎么办,那怎么办呢?这个企业肯定跟国企不一样,国家企业就是一个工厂,然后它用这个卖产品根本就是分配,根本不用去买卖,也没有买卖,所以我们一开始是先给外国企业做代理,通过给HP、IBM做代理,去学习了解什么是市场等等。
后来慢慢的我们通过了解了市场,知道这个电脑销售是怎么回事情,客户要什么东西的时候,我自己因为是计算所出身,当然最高的理想就是想做自己的电脑,想做自己品牌的电脑,以为条件具备的时候,向计划部门去申请,拿不到申请单,因为当时讲的道理也很明确,说我们国家已经引进了八十多条电脑生产线了,都不成功,都在赔钱,为什么还批准你们呢?他其实不明白这个钱我拿这个钱不是你们国家给的,是我们自己弄的,当时这个道理说不通,于是不给我们。
后来我们就想尽了办法,我非要做不可,那怎么办呢?就绕着弯,我们弄到了40张到香港的多次往返的通行证,于是跟香港的一间小公司合作,办起了一间香港联想。
在香港你愿意做生产就没问题了,我们在香港一边做代理,用做代理挣的钱开了一个小作坊,把我们的这个技术拿来生产电脑的主机板,到拉斯维加斯的展览会去展览,到这个欧洲的展览会去展览。
这时候卖的还不错,所谓不错,也就是当时卖了两三千块,两三千块板子,今天看很少的数量,可是有关部门的同志,领导同志去参观展览会的时候,发现竟然有个摊位,还是会说中国话的大陆的中国人开的,这个公司是香港的,其实是大陆的人过去的。
于是找到了我们,就给了我们批文,这样我们又打回了国内,于是这才在国内开始有了自己的这个联想电脑,它就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
今天想起来大家可以想想,跟今天的条件有多么大的不同。
更有意思的是,我们这个小作坊在香港做着做着,这个香港房地产也涨价了,东西也贵了,于是我们就把这个工厂就搬到了深圳,于是变大了。
到了深圳,当时确实是比较混乱的,这个应该讲我觉得当时政府管理体制比今天混乱,当时海关人员给了我们很不公正的待遇,反正是对我们有些要求,我们没能给他实现,卡了我们。
当时我们还是不懂事,于是在海关总署那,再加上也有人认识,就告了深圳海关的某个部门,海关总署还真的来调查,虽然没有批评这个深圳海关的有关部门,但是这个事就没有对我们进行处罚,因为本来就没有。
谁知道这就惹出大毛病了,这个事没处罚我们,别的事就等着我们。
当时我们是在深圳生产,深圳厂子里生产。
从香港运元器件到深圳去,那时候海关的这个就是罗湖关,这一个关口过汽车,每天大卡车运货的车要排一个多小时,排的很长。
每天早上往那送货,晚上再把做好的东西拉回去,再卖到全世界各地,原来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结果我们早上送货的车到那以后,凡是联想的车一到,海关的人就看见了,联想的车出来查一查,这个你没得说,人家查查很正常,要查谁不都应该的嘛。
查完了重新排队,你就这么弄,弄两三天我们就弄明白了,这个地是待不下去了,那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公司下决心迁到了惠州,现在我们在广东惠阳有很大的基地,但是实际上搬家的过程怎么盖房子,怎么弄其实是非常得难。
我就说难的这个劲,跟诸位今天创业是完全不同,但是你要不是憋着一个劲说我非做成不可,那早就退下来了。
所以从来没动摇过,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也没动摇过。
当然还有比这个更麻烦的事情,我主要用这个来说明,不要动摇,你要想尽办法要过这个关。
还有不动摇的地方要不受诱惑,这个受诱惑的东西是很多的。
在我比如说,我在办这个企业的过程中,要进口元器件,装电脑,后来发现实际上在当时进口要有批文,你要去搞外汇,我们把这个事研究透了,要搞外汇,搞批文赚的钱比做电脑容易多了,如果我当时不好好做电脑,我就动了那个心,今天早就没有联想,我就会去琢磨那个事了,而且会琢磨到很安全,把这个批文搞到一定程度,看到风声不对了,我把这个一放弃,然后我就干别的了,于是给自己捞了一把。
很多人第一桶金都是这么出来的,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够不受诱惑。
还有另外一种诱惑,就是到了联想已经有了一定规模了,这时候也进来了一些年轻同事,因为这个企业刚开始,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有,有些年轻同事给我出主意,说,联想的生意这么好,现在百分之百是科学院的,不如咱们这样,我们几个在边上办一个公司,你们这儿有了好的业务,就往我们这儿转,当把我们这儿全扶起来了,你把那一辞职,你再到我们这个公司来,您就是大老板,这个公司就是咱们自己的了。
这个主意在当时没上市,上市这肯定就是犯法了。
在没上市的时候,由于科学院的领导对我们非常信任,完全放手叫我们做,因为科学院也没投什么钱,但是周院长给我们树了一杆大旗,放手让我们做,如果我们真的要这么做了,可能我今天也许是一个比今天要个人财富多的多的人,但是我的心永远不会舒服。
那说白了,那就不是个人了,我相信甚至会对整个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本身都是打击,什么人都不能信任了。
但是不受诱惑,并不等于我们要求股权的这个要求不对,在当时由于我们自筹资金,这个资金很困难,科学院是个事业单位,不能给我们担保,你想我们要去到银行去借钱,有很多的政策风险,刚才讲的那种什么海关,那都算政策风险,商业风险等等全都要承担的。
到最后的时候,完全利益跟我们没关,就好像你是一个航船的船长,把这个船大风大浪到胜利的彼岸了以后,这个船跟你没关系了,这可能确实长期也不行。
于是我们就明确地跟科学院的领导讨论了股份的要求,我真是真心感谢科学院,感谢我们的院长,非常明确,高科技企业你们是应该有股份的,应该有的。
但是怎么解决?其实很复杂,因为科学院是我们的老板,但是他没有权利给我们。
当时有一个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这么一个单位,他们来去决定能不能给我们股份,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我们想了一条非常迂回的道路,在这儿我举这个例子只是说明不受诱惑,但是不等于说没有这个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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