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三大定律

黄宗羲三大定律

一、要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

二、要从政体上改变，把“城乡分治”改为“城乡同治”。

政府应该给城乡提供统一的公共产品，比如道路、农村义务教育等。

三、是要发展农村经济，从制度上保证农村小康建设。只有经济发展了，农民税负率才会下降。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一位著名思想家，而‘黄宗羲定律’则是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在一篇论文中概括出来的。 黄宗羲指出，封建赋税制度有“三害”：“田土无等第之害，所税非所出之害，积重难返之害。”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经济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教育家，是东林七君子黄尊素的长子，在中国思想界被称之为“启蒙之父”。他和顾炎武，王夫之合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1644年，明朝灭亡，黄宗羲到浙江余姚参加抗清活动。1646年，清军占领浙江绍兴，黄宗羲成为清朝的通缉犯，三次被捉拿下狱后来又被友人解救释放，于是他心灰意冷过起了隐居的生活。1678年，康熙多次下诏黄宗羲为朝廷效力，但都被他拒绝。他将自己所有的精力投入到论著当中，带着病写作了《梨洲末命》等学术著作。1695年，他因病去世。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清华大学教授秦晖根据黄宗羲的著作在自己的一片论文中概括出来的。大概意思是说，历史上任何王朝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改革之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的负担在改革下降一段时间之后又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黄宗羲称这种现象为“积累重返之害”。同时他指出，封建赋税制度有三个害人的地方，分别是，不分土地好不好都要统一征税。农民在地里种粮食却要等待生产的产品买了之后用货币交税，这中间还要遭受商人的一层剥削。历朝历代的税务改革，每改革一次，农民的税务就加重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那么如何预防步入“黄宗羲定律”的怪圈呢？有教授认为，第一要对农民实行对等的国民待遇，第二，打破以往的“城乡分治”模式改成“城乡一体化”样式。政府应该提供统一的公共产品，比如在农村交通，农村义务教育，医疗等公共问题上提供服务。第三要不断发展农村经济，让农村富裕起来，只有让农民富起来了，农民的税负率才能有所下降。

黄宗羲看得浅了，税赋只是表象，分权才是根本，而中央和地方有限争权又是中央集权制的必然

古代税赋分为杂税（包括贪腐）和正税，前者重，后者轻。正税归中央，杂税归地方，杂税属于地方搭车，中央默认的状态。税赋改革无非是把杂税并入正税，也归中央，这时会降低，那么地方即便0贪腐，纯为维持庶政考虑，也必须重新征收杂税，然后本来已经并入正税的名目，在新的杂税中又重复征收，加上摊派贪腐的反d，税赋自然更重。

如果地方始终不再重新征收杂税，那么地方管理就会非常粗疏，控制力降低，会不会自行崩盘不好说，但只要有水准以上的外敌，就必死无疑。

那么能不能全由中央统筹财政，实际理清纳税单位，实征实报，然后足额返还地方行政预算？

难点有三个。一是基层控制力，这是老生常谈，这控制力也不是别的（不是村委会党支部，早些年农业税可以是粮站收，并不依赖村委会党支部），就是它有既成的变相的包税人，换个例子，奥斯曼土耳其在埃及搞的那个包税人，就很直观，很容易理解。包税人制度一言难尽，但至少在这里有极大危害，会让财税系统崩，然后整个统治系统必然崩。而图甲黄策这些混乱不实是包税制的必然。二是人口在不断增长，丁税在不断变化，如果纯按人口征税，那就是明着逼反草民（因为他们越生越多，而口粮田不变甚至会变少），其实到了一定限度后，再怎么压榨也无法加税了，这就只能永为定额了，为了好听就喊成永不加赋。古代中央手里的人口普查数据是又一个大坑。而如果按纳税单位征，那就是摊丁入亩，得动刀子。三是土地产权制度没法建立和运行，有一点很奇怪，新制度经济学很喜欢吹自己，但是在这个地方，它死活不敢吹（它都不敢使出万能借口—市场不存在）怂，虚伪，不是说古代就没产权了，而是产权在经济学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升斗小民抗风险能力很低，有点什么事，哪怕没事，就是为了种地，也得抵押田换钱救急（青苗法不是凭空来的），还不了就囧了，还得了也会让小民觉得，田骨（农田所有权）是一个说起来重要但没必要攥着的东西，他有了田骨也可能直接卖掉换钱以备不时之需，而田皮（农田使用权）甚至优先租佃权（就是得雇他种地）才是真的重要，尤其是口粮田。土地兼并倒是另一个问题了，虽然就隔了几层纸。

在古代背景下，可能的方式是，发展工商，允许纳捐，取消盐专卖，开矿禁海禁，废止官商，以商税关税作为中央财政，取消丁税杂税，保留正税中的田税，收归中央，但是返还地方，作为地方财政，实际中提留就可以，思路是让中央和地方明确分税，税收系统分开，让地方难以搭车，同时让地方税摆上台面，让包税人（士绅）和地方政府处于对立（让地方政府收杂税，他们就会共谋，让地方政府收田税，他们就对立了），这样士绅就会去平衡地方政府，就能控制实际税率。相反的，现在私企根本没有能力平衡地方政府，它们的实际税率就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