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拿期货当赌具

        ·对于投机者而言,期货市场就像一盘赌局,有人赚得盆满钵满,就一定有人输得血本无归,这是一个完全的零和博弈游戏。事实上,期货的价值远远不止作为一种“赌具”那样简单。

        自2009年3月份上市以来,钢材期货一直受到国内外钢铁行业和投资者的高度关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螺纹钢期货已然成为了中国期货市场最活跃的期货品种之一。钢材市场的火爆行情,不仅吸引了套保者和投资者的热情追捧,其上市后如同“过山车”一般的走势,更是让各路投机资金唏嘘不已。

        相对于股票市场的载沉载浮,期货市场的惊涛骇浪更让人倍感惊险与刺激。对于投机者而言,期货市场就像一盘赌局,有人赚得盆满钵满,就一定有人输得血本无归,这是一个完全的零和博弈游戏。事实上,期货交易远远不止作为一种“赌具”那样简单。

被拉下水的实业家

        许多实业家往往有这样的想法:养猪、造罐头多费力气,风险却一点也不小。不如去炒生猪期货,赌对了赚到的钱远远胜过辛辛苦苦干实业。于是,为数可观的实业家被拉下水。其中几个典型的案例大家已经熟知。远些的是中航油的陈久霖,做石油期货亏掉5亿美元而锒铛入狱。近些的有中信泰富的荣智健,因澳元期货失算亏损百亿港币,荣氏家族痛失好局。还有深南电到高盛对赌国际油价。

        从2003年起,陈久霖却在高盛新加坡杰润公司的“指导”下,大量卖出原油的看涨期权。国际投资机构慷慨地把钱借给陈久霖当“赌本”,然后在最要紧的关头收紧钱袋,使中航油被平仓,损失掉数亿美元。而按照理智的期货交易规则,作为消费者中航油应买进期权,通过对冲来固定成本。

        如果说陈久霖多少有些嫩,比他老到许多的荣智健也跌进陷阱。中信泰富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投资额高达数十亿澳元的磁铁矿项目,建成后每年还需投入不下10亿澳元,汇率波动的风险的确很大。于是,中信泰富在国际投行“悉心指导”下参与澳元兑美元的杠杆交易。随着澳元的暴跌,中信泰富面临最高147亿港元的亏损,中信集团被迫出手援救,荣氏家族黯然退出自己一手打造的实业王国。

        更莫名其妙的是深南电,作为一家“足不出户”的A股上市公司,竟然想与国际原油期货市场的主要玩家高盛“对赌”油价来赚钱。双方约定,2008年3到12月期间,每月未结算时国际油价高于63.5美元时,哪怕涨得再高深南电每月仅可获得30万美元;而结算时国际油价比62美元每低1美元,深南电就要赔40万美元。从理论上看,这份有效期十个月的合约带给深南电的最高收益为300万美元,最高亏损为2.48亿美元!这就是高盛向深南电等中国企业兜售的“无风险套利产品”。好在深南电金蝉脱壳,摆脱“催命合约”,连同更阴险的第二份合约也被终止了。2009年岁末,恼羞成怒的高盛以5.46亿元的天价索赔,而深南电近三年的利润总和还不到2亿元。

        除了上述三家公司之外,中远、国航、东航、南航等均在海外期货交易中连续发生巨额损失。其中东航仅在2008年前六个月就以62美元至150美元购入上千成桶原油期货。2008年,东航在燃油交易中损失62亿,使全年亏损达到128亿元,国资委不得不紧急注入70亿。

        其实,资本的神奇与风险不仅仅体现在期货交易中。股权投资、房地产等光怪陆离的“资本游戏”都在时时刻刻地侵蚀着企业家的实业精神。例如中国衬衫第一品牌雅戈尔,2007年末持有中信证券等上市公司股票市值约240亿元。在A股随后的大起大落中,雅戈尔的服装业务显得那么的无足轻重,“重仓股”的一次联手涨停可带来上十亿的账面收益,卖多少件衬衫才能赚到这些钱呀?

        期货等“游戏”如同精神鸦片,实业中一年的拼搏不如期货市场里一天的“好运”。谁还有心思去压成本、搞研发、打品牌?商君说“利出一孔,其国无乱”,意思是利益只应从一个孔洞流出,才能让给大家正确的导向。

        事实上,期货诞生之初,它本身并不是一种“赌具”,反而是一种规避风险的工具。那么,让我们回归期货的本质,来看看期货交易究竟该怎么玩。

期货市场交易的是风险

        期货市场交易的品种越来越多,从大豆、玉米、白糖、棉花、棕榈油到股指。实际上真正被交易的品种只有一个,那就是风险。大豆、原油等商品不过是风险的载体而已。

        初级商品由于自身的天然因素,一直存在生产周期长、价格波动大的特性。以大豆为例,生产期为五个月。1972年10月,芝加哥现货价格为每英斗3.33美元;1973年6月暴涨为10.87美元;2个月以后又剧降至5.62美元。这样的剧烈波动,使大豆种植者无法预期来年的损益,为了规避过大的风险可能就放弃种植。如果生产者可以按每英斗6美元的价格提前卖出自己的产品,扣除生产成本稳赚2美元,就可以将过高的风险转嫁出去。

        玉米、棉花、白糖的情况也是这样。还以大豆为例,种植者只需到交易所去赌大豆价格下跌。大豆价格上涨,他的所得就是卖豆金额的增量减去输掉的赌本;大豆价格下跌,赌赢的钱可以弥补豆农的损失。这种行为叫做“衡抵”。

        由于社会的需求,期货交易所获得发展迅速。美国有十个期货交易所,品种早已不限于农产品,政府债券、外币指数等都可以拿来“赌”。不仅是美国,世界上主要国家,包括中国,都设立了期货交易所。

        在期货市场上被出售风险要有人买进才能成交,他们就是投机者。期货市场与股票市场最大的不同在于,前者是绝对的零和游戏,赢家赚的每一分钱都来自输家。股票市场则不同,如果宏观经济向好,或者个股业绩增长神速,参加者有可能共同赢利。比如,微软、惠普或苹果的股票投资者们进行的就不是零和博弈。

        大家一般对期货市场里出售风险的一方表示同情和理解,但对购入风险的投机者却嗤之以鼻。其实在道义上,双方是平等的,缺少买家的市场是不会有交易的。不仅是期货市场,社会经济中任何投机者都首先是风险的承担者。比如说,炒股、炒房、炒大蒜、炒绿豆的人,都是有风险的。

力量不均的三方博弈

        我们知道,期货市场是一个分配、分担风险的地方,实业家(比如肉类加工企业和生猪养殖场)在这里“出售风险”,而投机者在这里“购买风险”。

        实际上,期货应该是实业企业规避风险的工具。实业企业在商品期货市场上,买入(卖出)现货数量相当,但交易方向相反的期货合约,以控制未来现货价格波动风险的行为叫套期保值。

        前面举了大豆种值者的例子,其实初级产品的需求方也需要风险的对冲。假设一个面粉厂,当小麦价格在每公斤1元时有30%的毛利润率。尽管当小麦价格走高时可以提面粉出厂价,但市场能否接受?你提价竞争对手不提怎么办?

        所以,面粉厂可以每公斤1元的单价买进小麦(相当于多头),如果小麦价格上涨,可以抛出合约,以期货市场的赢利补偿现货市场价格上涨增加的成本;而当小麦价格下跌期货赔钱时,面粉厂的进货成本降低,增加的利润胜过赔在期货的钱。

        面粉厂与小麦种植者刚好是一对,前者进与需求相当的合约,后者卖出与产量相当的合约。但是供求双方要交易的数量不可能在每个时点都匹配,这个空白还是需要投机者来填补。而且,投机者是不甘寂寞的,他们发明了“套利交易”。

        套利是人类的普遍行为。在高工资的一线城市上班,回老家消费或买房本质上也属于套利行为。期货交易中的套利也与此类似,不论行情涨跌,投机者们都能利用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的差距来进行获利。总之,期货交易的参与都可以分为商品生产者、商品需求者和投机者三个大类,它们之间的博弈错综复杂。

        前面举了大豆种植者的例子很有意思,作为供应商他们应当“心忧炭贱愿天寒”,希望现货市场越贵越好。但为了衡抵价格波动的风险,种植者却要在期货市场充当空方,赌大豆价格下跌。但空方势力越强大,期货价格就越下行,必然会拖累现货行情。

        本轮金融危机开始以来,美国政府靠多印钞票自救的形势相当明显,但国际金价并未如一些人预期的那样迅速冲高到每盎司1350美元以上,很大的原因是受供应商锁定毛利的卖单拖累。因为黄金采掘成本在每盎司300美元左右,采掘者会挂出一系列空单来对冲风险、锁定利润。但利润下跌的空间被堵死的同时,向上的道路也阻力重重。因为毛利润已经被锁定,国际黄金供应商的股票也就没有大幅度上涨。

        反之,商品的需求方希望价格下跌,却会在期货市场做多。比如猪肉罐头生产厂,以10元/公斤购入原料可以获得较为满意的利润。于是,便在期货市场大量建立10元/公斤的买单。问题是,这些做多的单子不正是对猪肉价格下跌的阻力吗?结果是,希望商品涨价的卖家在期货市场做空,封堵价格上涨空间;希望商品降价的买家纷纷做空,托住了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