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并非是拿到虎符便能调兵,而是拿到虎符以后便能够合法的调兵。
虎符只是使得调动军队合法的物品。在中国封建王朝时,封建君主为了防止镇守边疆的将领手中兵权过大威胁到自己的皇位,所以便决定使用虎符来限制边疆大将的权力。若是没有虎符,即使大将手中握有重兵却也是无法以一种合法的方式去调动他们。
但是,这只是在平常的情况下,若是有紧急状况或者边疆将领起兵谋反,那么虎符便失去了它的作用,在这种时候,即使没有虎符,将领也是能够调动大军,但是到了这种时候,将领与朝廷的关系将彻底决裂,没有虎符制约手握兵权的将领,就无异于将一颗定时炸d安置在身边。
封建君主为了突出虎符的作用,便一直通过各种手段将“有了虎符便能调兵”的思想灌输给士兵,但是即使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积累,这种思想在士兵的脑海中还是没有根深蒂固,如果将领执意要调动军队行动,即使没有手握虎符,士兵也要完全遵从将领的旨意。
那么便有另一种疑问了,若是一个陌生人手持虎符,那么便能调动相应的军队吗?其实并非是这样的,若是手持虎符,只是有了朝廷的认可,即君主同意了你带兵的请求,但是到了军队之后还有众多的手续和交接需要处理,甚至有的时候即使手持虎符,但是军队的指挥权依旧在旧将领的手中。在寻常时候即使拿到虎符也要耗费很大的精力才能调动军队,当边疆的将领的势力甚至能够比肩中央朝廷时,那么即使手持虎符,却也是调动不了当地的军队。这便是虎符在古代的作用了,而虎符的作用如果是在现代那么就相当于是一份请求调动军队的申请了。
不容易,不管是行政上还是实际 *** 作。跨军区调兵的话首先要军区以上单位的手续 *** 作,当然行政上的 *** 作可以优化简化。
但是,跨军区调兵在地理上跨越极大,给你一个具体一点的概念:一列民用客运火车一次性能拉走约1200人(所有人有座位)。军用列车我不清楚,可能翻倍吧,那也不过拉走一个团罢了。但是跨军区调兵的话,就不会是拉走一两个团那么简单的事情了。
至于飞机汽车什么的就更加不要想了,沈阳军区拉到广州军区或许走海路能解决运输问题,要是兰州军区拉两三个师到广州军区的话,要准备十多趟军列,一趟火车起码要走两天,这还没把坦克什么的重装备算进去呢!
还有跨军区行军还对沿途产生不小影响,大军过境,补给后勤问题就能把当地人武部愁坏!
综上所述,若非战争要爆发或者大规模军事演习需要,一般不要轻易跨军区调兵。
不要天真的以为,你拿到了虎符就可以调动一切军队,为所欲为。虎符的调兵制度不是那么简单,虎符只是调兵流程中的一个信物而已,也只是最重要的信物之一。
虎符最早出现于春秋时期,国君为了方便管理、调度军队,制定了虎符这种调兵信物。虎符形似如虎,一分为二,左边一半在驻军将领手中,右边则在皇帝手中,皇帝如果要对军队进行调动,就会派人手持右边的这一半虎符前往军营。
不要以为皇帝随意派个太监拿个虎符就能把事儿给办了,前去调动军队的人必须还有另外一件信物——圣旨。
其实,圣旨才是关键,虎符只是信物。
圣旨的内容很重要,要想驻军将领详细说明军队调动的细节,出击、撤退、调防等等,这才是军队将领最为关心的,宣读了圣旨,宣旨者才会拿出虎符与军中虎符对应,完成这道流程后,军队将领才会按照圣旨的旨意行事。
另外说一句,虎符调动军队必须要有圣旨,连皇帝的口谕都不行,随便找个太监拿上虎符嘴上宣口谕,将领是不认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圣旨比虎符更重要。
历史上著名的“窃符救赵”的故事中,信陵君偷了魏王的虎符前往魏军大营调动十万大军,虽然有虎符,却没有魏王的旨意,魏军大将军晋鄙发生了怀疑,拒绝交出兵权,还是信陵君的门客朱亥锤杀了晋鄙才夺了军权。
如果有了圣旨,也有虎符,是否就可以调动天下兵马呢?
这种几率很小,除非去调动兵马的人背着一背篓的虎符和圣旨前去,虎符的使用是一符一兵,也就是一个虎符对应一营兵马,一道圣旨对应一个虎符。一个帝国的那么多的兵马,要调动所有的兵马,你得拿多少虎符和圣旨才行。
虎符调兵制度其实是皇权加强对军队的管控能力,军队去王朝来说,那绝对是命脉,要把这条命控制在自己手里,如果单纯的凭一个信物就管控了,风险也太大了。
皇帝调动兵马也不是说任何一个人就能拿着虎符、圣旨前去就行了,驻军将领也不是猪脑子,如果来一个宫女,拿上虎符、圣旨,把兵权交给这个宫女,你觉得驻军将领会答应吗?这明显的不符合逻辑。
别说宫女了,就是皇帝亲往,有时候都不一定有用,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偷偷的跑到了大同府,以皇帝的身份让大同守军开关,他要外出,大同守军将领郭登宁死不尊皇命,理由很奇葩,虽然你是皇帝,可以马上下道圣旨,但却没有带虎符,明武宗出来得匆忙,那玩意儿没有带啊。
皇帝来了都无法调动兵马听令,可以想象皇权对军队的掌控有多么的严格。其实所有的驻军将领都有自己的原则和基本的判断,因为另外还有一句中国古代流传千年的名言——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
一般来说,全国的军队都是分散驻扎,调动任何一个驻军都必须要有皇帝的亲自命令,这个命令必须是有实证可查,一方面是虎符作为皇帝唯一的信物,一方面是圣旨作为调动的文字记载。
1、宋太宗认为杨业忠义;
杨业在极端不利的条件下硬抗宋军三次,直到北汉皇帝投降后亲自到城下劝降杨业。所以宋太宗认为杨业忠义。
2、宋朝有严密的调兵程序
宋朝不像是晚唐五代的武将,可以自由调兵。宋朝有严密的调兵程序,调兵需要有:政事堂草拟皇帝签署用印的圣旨、枢密院的调兵文书、三衙的调兵令。三者缺一不可,没有完整的文书,武将也无法擅自用兵。所以宋朝不怕武将造反。
3、宋军中有完善的权力制衡措施
宋军的粮草、后勤不归武将,而是文官的“转运使”负责;而且军中有文官担任的监军。权力分散制衡。也就避免了晚唐五代,武将成为土皇帝的情况。
上述三点使得宋朝敢对杨业委以重任。
古代的时候有很多将军带兵打仗,他们很多人打了胜仗之后受到君王的猜忌,不得不交出兵权。在宋朝的时候,因为宋太祖赵匡胤是武将出身,他怕武将和他一样选择造反,为了维护统治,他限制了武将的权力。那么宋朝的时候武将有没有调兵的权力呢?宋朝的时候重文轻武,武将没有调兵权力,武将如果没有皇帝的兵符,无法调兵,宋朝时期武将只掌兵不调兵。
一、宋朝重文轻武,武将没有调兵权,想要调兵只能由朝廷下令。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吸取了唐朝藩镇割据的教训,认为武将权力太大会威胁统治,因此他用杯酒释兵权,收回了领兵将领的权力。他重用文官,武官从此没有调兵权力,想要调兵必须打报告给枢密院,枢密院上报给皇帝,皇帝下令调兵,枢密院下令发兵,这一套程序下来,武将才能调兵打仗。
二、古代皇帝调兵都用虎符,武将没有虎符不能调兵。古代宋朝的时候为了防止有人作乱,除了规定枢密院能够有调兵权,皇帝非常时期也可以用虎符调兵,虎符由皇帝和领兵将领一人一半,除非虎符能合二为一,否则任何人没有枢密院的命令不能擅自调兵。宋朝的武将没有可能调兵。
三、宋朝武将只能掌兵,打仗只能听从命令否则不能随便出击。宋朝的时候为了限制武将的权力,规定武将只有带兵训练的权力,不能私自调兵打仗,如果遇到敌情也只能上报给朝廷,等到朝廷命令才能出击,如果武将没有命令擅自出击,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宋朝武将没有调兵的权力。
宋朝时期为了防止武将作乱,收回了武将的调兵权,但是也因此让军队失去了机动性,导致发生战争的时候反应很慢。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
唐前期主要实行府兵制条件下的征兵制。府兵从军府州21~60岁的成丁中征发,3年或6年选点一次。
一旦确定军名,即成为府兵,隶属于折冲府,定期上番服役,冬季农闲参加军事训练。府兵服径自备衣粮、驮马、部分轻武器。兵募,名义上为招募,实质上是强制征发。
高宗、武后以后,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被破坏.失地的农民无力承担自备戊具、资粮,兵士逃亡日多。
开元二产五年(737),庸玄宗诏令各道节度使,招募自愿长驻镇、戊的健儿,并允许家口随军,官给田地屋宅。天宝八年(749)玄宗宣亦停止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遂废止,兵募也大致同时结束。
扩展资料
主要种类
1、兵农合一制
在西周、春秋以前,是寓兵于农的。所谓寓兵于农,就是以农器为兵器。古代兵器是铜做的,农器也是铜做的。兵器都藏在公家,临战才发给,即所谓授甲、授兵。
兵器只能供给正式军队用,乡下保卫团一类的兵,是不能给与的。但是,当敌人打过来时,又不能随便拿着个农器就自卫,所以《六韬》中说,教民将某种农器当某种兵器。
2、全民皆兵制
到战国时期,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对抗的加剧,开始出现了全民皆兵制。春秋时,各国用兵,最多不过数万。至战国时,却阬降斩级,动以万计。根据《左传·成公二年》记载,齐顷公鞍战败北逃回去的时候的情形可知,其时正式的军队虽败于外,各地方守御之兵仍在。
而《战国策》载苏秦说齐宣王之言,说“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竟不守;战而不胜,国以危亡随其后;”可见各地方守御之兵,都已调出去,充作正式军队了,这是战国时兵数骤增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全国皆兵的,怕莫若此时了。所以战国后期,秦楚皆带兵百万,而其他五国军队人数也在30-50万之间。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古代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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