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写到哪个朝代

资治通鉴 写到哪个朝代 为什么资治通鉴从战国开始写呢？

《资治通鉴》，听名字你就知道，它是一部通史。

一部通史该从哪儿开始？搁一般人想，肯定得是个什么元年吧。

但这本书编年的开始，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

就算对中国历史很熟悉的人，听到这个年份，也会觉得很茫然吧？这一年有什么特别的？《资治通鉴》怎么会从这么不当不正的一个年份开始？因为《资治通鉴》不是史官的史书，而是政治家的史书。

▲资治通鉴全书从哪一年开始，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史学问题，而是一个有着开宗明义之功的古代意识形态问题。

历史从哪里开始作为一部编年史，《资治通鉴》按照朝代的先后顺序，讲周朝的部分叫《周纪》，讲秦朝的部分叫《秦纪》，然后是《汉纪》、《魏纪》、《晋纪》等等，以《后周纪》结尾，因为后周以后就是宋朝，对于司马光来说就不再是古代史，而是当代史了。

每一个“纪”包含若干卷，比如《周纪》一共5卷，第一卷叫《周纪一》，第二卷叫《周纪二》，以此类推。

每一卷的开头都会标明本卷内容的起止年份。

从朝代选择上看，《资治通鉴》的内容从周朝开始，彻底抛弃了商朝、夏朝和更加久远的三皇五帝，这是为什么呢？◆从史料编纂的角度来看，周朝以前的历史渺茫难求，很难分清哪些是事实，哪些是神话，更不可能做出准确编年。

◆从当时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儒家最为推崇的礼制，孔子想要“克己复礼”的那个“礼”，就是被周朝确立下来的，被儒家奉为圣人的所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最后的那三位，也就是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旦，都是周朝的开国先贤。

◆理解了这一点之后，你很容易推测，儒家的史书，正常会从周文王开始，或者是从周朝正式开国的那一年开始，但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偏偏选了一个不当不正的年份作为全书的开端，这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这一年，向前距离周朝开国大约6个世纪，向后距离周朝亡国182年。

◆这位周威烈王也算不上是个多么像样的天子，即便司马光对他有偏爱，至少也应该把《资治通鉴》的开头安排在周威烈王即位的元年才对，而不是即位之后的第二十三年。

◆非但《史记》那一类的纪传体史书不会这样开头，就连《春秋》和《左传》这种编年体的先驱也不会这样开头。

◆司马光为什么别出心裁，一定有他的深意。

◆要想理解这层深意，我们首先需要知道《资治通鉴》和其他史书的一种区别：并不是编年体和纪传体那种形式上的区别，而是立意上的区别。

▲资治通鉴残卷◆《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编写的史书，而不是史官编写的史书，“资治”二字是重点。

◆所以，《资治通鉴》既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历史哲学专著，如果仅仅把它当成史书来读，就会惹作者伤心了。

◆作为历史哲学专著的《资治通鉴》，才一开篇就要确立一套价值体系，标榜出这套价值体系里的核心诉求。

从《左传》的结尾到《资治通鉴》的开端◆无论是一个人规划自己的职业，一家公司安排自己的运营，还是一个国家决定基本国策，都会存在核心诉求和次要诉求。

◆一个国家的核心诉求可以有很多种选择，比如强大、富裕……虽然这些诉求听上去都很诱人，但核心诉求只能有一个，其余诉求都要为核心诉求让步。

◆道理很简单：资源永远是有限的，任何一种资源调配都意味着有取有舍，对取舍的标准越明晰，运作就越高效。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由政治家 *** 刀，意图在于“资治”的编年史，一开篇就让儒家意识形态成为主角，开宗明义地讲出一个国家最应该有的核心诉求：稳定。

◆《资治通鉴》之前的一切正史，从《史记》、《汉书》到《新唐书》、《新五代史》，都没做到这一点。

史官写的历史和政治家写的历史，就是如此不同。

◆借用莎士比亚的台词：在《资治通鉴》面前，“此前所著，皆为序章”。

◆从编年史的技术角度来看，《资治通鉴》是接着《春秋》和《左传》来写的。

◆《春秋》站在鲁国的角度，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开始，结束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这是孔子去世的时间。

◆《左传》作为《春秋》的补充读物，结束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交代了鲁哀公的人生结局，还记录了当年发生的一件大事：中原强国晋国以智襄子为主帅，进攻郑国，郑国向齐国求救，齐国以陈成子为主帅，出兵援救郑国。

陈成子对智襄子有一句评价，原话是“多陵人者皆不在”，意思是经常欺负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左传》有一种叙事风格，凡是这种评价性质的，带有预言意味的话，后文都会出现相应的事实，以此证明前边的评价很恰当，预言很准确。

◆既然记录了陈成子这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后文就要交代这句名言是如何应验的。

◆所以《左传》虽然编年结束在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但在全书的最后，宕开一笔，跨越多年，记载智襄子因为贪得无厌和刚愎自用的缘故，被晋国的韩、赵、魏三大家族联手灭掉，这才结束全书。

◆《资治通鉴》编年的开始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发生的历史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从此才有了战国七雄当中的韩、赵、魏三大强国。

◆《资治通鉴》虽然详细记载了智襄子身死族灭的前因后果，明显接上了《左传》，但从严格的编年意义上看，《左传》编年结束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距离《资治通鉴》开始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早了足足65年；《左传》记事结束于智襄子身死族灭，这是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距离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也还有整整50年。

如果《资治通鉴》真想续接《左传》，为什么要留出这么大的一段编年空当呢？名分和事实，哪一个更重要？从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来看，智襄子的灭族，有一场春秋战国时代罕见的大规模战役，堪比长平之战，当然值得大书特书，而周威烈王把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封为诸侯，只不过是一纸任命，波澜不惊。

再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两件事明显前者为因，后者为果，前者骇人听闻，后者水到渠成。

韩、赵、魏三大家族联手消灭智襄子，瓜分了智氏家族的土地、财富，“三家分晋”局面已成，一些历史学家把这件事作为战国时代的开端，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然而在司马光看来，“三家分晋”的意义远不如周威烈王的分封来得重要，前者只配作为后者的补充说明，不配作为一部历史哲学著作的开篇。

这样的斟酌和取舍，显示出政治家的历史观和史学家的历史观截然不同。

在政治家看来，一件表面上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事情，其实涵义重大，影响深远，无论怎么高估都不为过。

以儒家的标准来看，“三家分晋”属于礼崩乐坏的典型事件，韩、赵、魏和智氏家族这四大家族都是晋国的贵族，却完全无视晋国国君的存在，自作主张掀起内斗。

而在司马光看来，所谓“三家分晋”只是三大家族“事实上”瓜分了晋国，形成了三个独立政权，而若干年后周威烈王封三家为诸侯，意味着三家作为三个新兴的独立政权，从此拥有了合法的名分，在“名义上”可以和晋国国君分庭抗礼。

也就是说，原本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竟然获得了官方认可，把自己洗白了。

在儒家的价值体系里，名义问题是底线问题，哪怕既成事实无法推翻，名义上也不能做一丝一毫的让步。

孔子有一个著名的主张，认为治国的第一要务就是“正名”。

学生子路认为老师的观点太迂腐，这就引出了孔子的那段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正是因为儒家把名分问题摆在了政治学的制高点，所以儒家才有一个别称，叫作名教，那些扰乱名分规则的人因此被称为“名教罪人”。

这种价值观确实很有迂腐的一面，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比虚无缥缈的名分重要得多，后者完全应该为前者让路。

▲资治通鉴残卷实干家往往会有这种态度，最著名的就是曹 *** ，他在位高权重的时候饱受猜忌，有舆论要他交出兵权，回到封国养老，曹 *** 为此写了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说自己绝不交权，因为一旦这样做了，就没有实力来抵挡政敌的迫害了，家族和国家都会遭殃。

说到这里的时候，曹 *** 留给我们一句名言：“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名是虚的，祸是实的，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资治通鉴》是以“稳定”作为核心政治诉求的，在儒家体系里边，必须正名才有稳定。

所以，司马光才会以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这么一个“名不正”的小事件作为开端，将这个表面上的小事件解读为全部历史当中最大的教训。

因为《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编写的史书，而不是史官编写的史书，“资治”二字是重点。

《资治通鉴》既是一部史书，也是一部历史哲学专著。

《资治通鉴》作为历史哲学专著，一开篇就要确立一套价值体系，标榜出这套价值体系里的核心诉求。

全书从哪一年开始，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史学问题，而是一个有着开宗明义之功的古代意识形态问题。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由政治家 *** 刀，意图在于“资治”的编年史，一开篇就让儒家意识形态成为主角，开宗明义地讲出一个国家最应该有的核心诉求：稳定。

《资治通鉴》之前的一切正史，从《史记》、《汉书》到《新唐书》、《新五代史》，都没做到这一点。

史官写的历史和政治家写的历史，就是如此不同。

借用莎士比亚的台词：在《资治通鉴》面前，“此前所著，皆为序章”。

从编年史的技术角度来看，《资治通鉴》是接着《春秋》和《左传》来写的。

《春秋》站在鲁国的角度，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开始，结束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这是孔子去世的时间。

《左传》作为《春秋》的补充读物，结束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交代了鲁哀公的人生结局，还记录了当年发生的一件大事：中原强国晋国以智襄子为主帅，进攻郑国，郑国向齐国求救，齐国以陈成子为主帅，出兵援救郑国。

陈成子对智襄子有一句评价，原话是“多陵人者皆不在”，意思是经常欺负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左传》有一种叙事风格，凡是这种评价性质的，带有预言意味的话，后文都会出现相应的事实，以此证明前边的评价很恰当，预言很准确。

既然记录了陈成子这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后文就要交代这句名言是如何应验的。

所以《左传》虽然编年结束在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但在全书的最后，宕开一笔，跨越多年，记载智襄子因为贪得无厌和刚愎自用的缘故，被晋国的韩、赵、魏三大家族联手灭掉，这才结束全书。

《资治通鉴》编年的开始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发生的历史大事只有一件，那就是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从此才有了战国七雄当中的韩、赵、魏三大强国。

《资治通鉴》虽然详细记载了智襄子身死族灭的前因后果，明显接上了《左传》，但从严格的编年意义上看，《左传》编年结束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距离《资治通鉴》开始的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早了足足65年；《左传》记事结束于智襄子身死族灭，这是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距离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也还有整整50年。

如果《资治通鉴》真想续接《左传》，为什么要留出这么大的一段编年空当呢？名分和事实，哪一个更重要？从历史事件的重要性来看，智襄子的灭族，有一场春秋战国时代罕见的大规模战役，堪比长平之战，当然值得大书特书，而周威烈王把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封为诸侯，只不过是一纸任命，波澜不惊。

再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这两件事明显前者为因，后者为果，前者骇人听闻，后者水到渠成。

韩、赵、魏三大家族联手消灭智襄子，瓜分了智氏家族的土地、财富，“三家分晋”局面已成，一些历史学家把这件事作为战国时代的开端，意义不可谓不重大。

然而在司马光看来，“三家分晋”的意义远不如周威烈王的分封来得重要，前者只配作为后者的补充说明，不配作为一部历史哲学著作的开篇。

这样的斟酌和取舍，显示出政治家的历史观和史学家的历史观截然不同。

在政治家看来，一件表面上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事情，其实涵义重大，影响深远，无论怎么高估都不为过。

以儒家的标准来看，“三家分晋”属于礼崩乐坏的典型事件，韩、赵、魏和智氏家族这四大家族都是晋国的贵族，却完全无视晋国国君的存在，自作主张掀起内斗。

而在司马光看来，所谓“三家分晋”只是三大家族“事实上”瓜分了晋国，形成了三个独立政权，而若干年后周威烈王封三家为诸侯，意味着三家作为三个新兴的独立政权，从此拥有了合法的名分，在“名义上”可以和晋国国君分庭抗礼。

也就是说，原本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竟然获得了官方认可，把自己洗白了。

在儒家的价值体系里，名义问题是底线问题，哪怕既成事实无法推翻，名义上也不能做一丝一毫的让步。

孔子有一个著名的主张，认为治国的第一要务就是“正名”。

学生子路认为老师的观点太迂腐，这就引出了孔子的那段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正是因为儒家把名分问题摆在了政治学的制高点，所以儒家才有一个别称，叫作名教，那些扰乱名分规则的人因此被称为“名教罪人”。

这种价值观确实很有迂腐的一面，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比虚无缥缈的名分重要得多，后者完全应该为前者让路。

实干家往往会有这种态度，最著名的就是曹 *** ，他在位高权重的时候饱受猜忌，有舆论要他交出兵权，回到封国养老，曹 *** 为此写了一篇《让县自明本志令》，说自己绝不交权，因为一旦这样做了，就没有实力来抵挡政敌的迫害了，家族和国家都会遭殃。

说到这里的时候，曹 *** 留给我们一句名言：“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

”名是虚的，祸是实的，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资治通鉴》是以“稳定”作为核心政治诉求的，在儒家体系里边，必须正名才有稳定。

所以，司马光才会以韩、赵、魏三大家族的族长被周威烈王封为诸侯作为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