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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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的观点，而八字成文的语型则出自梁启超；2、出处：出自顾炎武的《日知录》，保国者，匹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3、释义：国家之事的兴亡，保护国家不致被倾覆，是帝王将相文武大臣的职责，与普通百姓无关，而天下大事的兴盛、灭亡，每一个老百姓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者和意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哪位思想家的名言？

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顾炎武，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三大儒”。

曾参加抗清斗争，后致力于学术研究，著有《日知录》等。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来自此书。

它的意思是说，为了国家的兴盛或衰亡，每个普通的人都有责任。

明朝末年，清军入关，崇祯上吊自杀，京师陷落。

消息传到江南，一时人心惶惶。

为避战乱，顾炎武和家人只得东躲西藏。

其时，江南各地的抗清义军纷纷兴起。

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也放下笔杆子投入到抗清运动当中，参加了前明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

诸义军意见统一，决定先收复苏州，再夺取杭州、南京及沿海。

一时间高亢的战斗情绪充斥着整个海内外，顾炎武等人你有关战争题材的诗文也相当丰富。

但即便这样亦抵不过清军的八旗精锐，义军攻进苏州城便遭到了伏击而战败，松江、嘉定亦相继陷落。

顾炎武逃回昆山，又与杨永言、归庄等人守城拒敌。

不过几日时间昆山再次失守，死的人达到数万，顾炎武本人则因城破之前已往语濂径而侥幸得免。

顾炎武终生为反清事业而奋斗奔波，这与国破家亡、妻离子散的悲痛经历和他一直受到的良好家庭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昆山城陷，死难者4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惨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遇难。

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于常熟，王氏听说城陷，竟绝食15天而死。

临终时她给顾炎武留下遗言说，我虽然是妇道人家，但蒙受国恩，愿意与国共存亡，这是义。

你不在异国做臣子，不辜负世世代代皇恩，不忘祖宗遗训，这也是义，那我在九泉之下便可以瞑目了。

顾炎武悲愤欲绝，将母亲的遗命谨记心田。

虽然仓促建立、苟且挣扎的弘光及闽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权已先后瓦解，顾炎武亲身参与的抗清活动也一再受挫，但是他并未因此而颓丧。

他以填海的精卫鸟自比，“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意思是说，我愿意用我一生的时间来为抗清事业做贡献。

此心日月可鉴，至死不改。

满腔忠愤，不能自已。

清朝定国以后，顾炎武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在做生意，却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进展情况，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

他在《流转》一诗中写道：“……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雨。

……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

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

”意为清晨登上北固楼，感慨之下流下了如雨的眼泪。

想到中原广袤无垠的土地，发誓一定要光复国土。

功名总会有，策着马像汉光武帝那样威武。

这一时期，顾炎武还同归庄、陈忱、吴炎、潘柽章、王锡阐等人共结“惊隐诗社”，表面上号称“故国遗民”、“优游文酒”（汪曰桢《南浔缜志》），其实是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

顾炎武在淮安结识定交的挚友王略、万寿祺，也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

顾炎武决意不与清廷有任何合作。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议修《明史》，顾炎武拒绝做任何推荐；第二年更誓死不入《明史》馆。

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并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

因此，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流芳千古的传世名言，就成为一个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口号，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成为一代又一代旨在报国的炎黄子孙的座右铭。

而在顾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患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

……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充分表达了他的高尚情 *** 。

我是尚武先生，我来回答。

这句话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学者顾炎武说的,后世称他为亭林先生,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清初三大儒”。

顾炎武为寡母王氏抚养长大,母亲常教育他要以岳飞、文天祥、如方孝孺等忠勇英雄为榜样,做人要忠义有气节。

他天资聪颖,博闻强记,14岁便考取秀才,加入了晚明著名的士人团体复社,后来屡次参加科举考试均不成功,又因为感叹时世变乱、八股文摧残人才,于是退而读书修身。

他遍览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等文献典籍,后通过捐纳,成为国子监监生。

清兵入关后,顾炎武的母亲绝食自尽,临终前嘱咐顾炎武终身不得为清朝效力。

顾炎武弃家远游,博览群书,精研学问。

康熙十年(1671),他严词拒绝了清廷让他修撰《明史》的邀请。

此后,顾炎武继续潜心于学术研究。

他精力过人,又没有其他嗜好,直至老年,几平天天沉迷于阅读各类书籍,晚年还注重经学的考证。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非常不满,认为理学家“著书不如抄书”。

康熙十七年,朝廷开博学鸿儒科来招揽明朝遗民,顾炎武先后三次表示了不愿为清廷效力的决心。

他称自己是年已七十的老翁了,别无所求,唯缺一死;如果朝廷真的要步步相逼,他只好以死明志!第二年,朝廷开设明史馆,再次向顾炎武伸出了橄榄枝。

顾炎武依然表示自己要么自尽,要么逃走,还是不愿意出山。

康熙二十一年,70岁的顾炎武上马时不慎摔倒,不治身亡。

在治学方面,顾炎武主要是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理、性、命等义理,主张把儒学当作“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来看待,而不是仅仅把它看成个人“安身立命”的依据。

他强调“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认为作为“道”的义理和作为“器”的实践两者是不可分的;君子治学的目的在于明道,在于救世,如果只是专注于文章诗词,那只是所谓的雕虫小技,不值一提。

他毕生身体力行,实践着自己的主张,除研读经书外,注意结合实际,考察和研究社会,并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由此,顾炎武开创了清初儒学的一代新风,被认为是清代以考据为特色的乾嘉学派的开山祖师。

顾炎武的代表作《日知录》集中体现了他的经世致用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内容涉及诗文、训诂、名物、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吏治等多个方面。

书中,顾炎武谈到了“保国”与“保天下”的不同:“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后人将这段话总结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脍炙人口的警世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