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论是什么?

[拼音]：caoyunlun

中国封建社会关于如何通过水路运送由封建国家征收、主要供京师之用的公粮的议论和主张。

漕运名称最早见于《史记·秦本纪》关于秦攻匈奴的记载。历代封建王朝大都建都于西北或北方，而中国粮食产地自东晋后却主要在江淮地区。因此，隋唐以来，将江淮地区征集来的粮食运至京城与其他地区，供中央集权国家的吏禄与军饷之用，便成为同封建王朝生死攸关的重大财政问题，漕运开始成为朝廷的一项重要经济制度。宋代以后，随着自然经济条件下商品经济的发展，漕运制度也逐步演进。古代交通运输落后，长途运粮耗时耗力，费用极大。这些费用和劳役摊派民间，势必给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加剧社会阶级矛盾。为此，历代思想家总是想方设法寻求对策，力图既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粮食需要，又适当减轻百姓的漕运负担，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对于漕运的议论最早见于西汉贾谊的《上都输疏》，此后，一直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将漕粮全部折成钱币交纳，才取消漕运。历代大量关于漕运的建议与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几方面内容。

大运河是中国历史上的漕运干线，最早的一段邗沟开凿于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此后，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不断开发、整治，尤其是隋炀帝大业年间的三次大规模开发，使中国东部五大水系：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通过人工河道连接起来，为漕粮运输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各朝建都地点不同，漕运通道有别，如何以最近便安全的道路，减少漕运耗费，缩短漕运时日，对于封建国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隋唐建都长安，漕运干线由东往西。唐高宗以前，洛阳以东为水运，洛阳以西为陆运。玄宗时，裴耀卿（681～743）提出分段运输的主张，“江南船不入黄河”、“黄河不入渭洛”，漕粮皆送至河口粮仓，分段接运，“不滞远船，不忧欠耗，比于旷年长运利便一倍有余”（《上漕事便宜》）。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三年省漕费三十万缗。北宋建都汴京（今河南开封），漕运路线大大缩短。南宋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就在产粮区内。故两宋时期对于漕运路线改革的议论不多。

元代建都大都（今北京），京师粮食需要量大，加以元初还不断进行对外战争，军粮耗费甚巨，因此元朝统治者对江浙地区粮食的北运极为重视。由于运河挤塞，行船不畅，至元十九年（1282），伯颜（1237～1295）主张海运漕粮，招募漕丁押送，“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元史·食货志一》），大规模海运漕粮自此开始。明初仍有海运。鉴于海船失事时有所闻，自会通河成，永乐十三年（1415）起停止海运，全部漕粮都由河运。明代中期后，不断有人建议恢复海运。先是丘濬运用历史统计方法，分析元王朝历年漕粮起运、实收及损耗数字，指出海运耗费远较河运为小，“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主张“别通海运一路，与河漕并行”，认为这是“国家千万年深远之虑”（《大学衍义补·漕挽之宜》）。他还吸收前人的科学知识与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对航线及运航的吨位、式样提出了有益的建议。万历时，王宗沐指出，漕运犹如人体的血脉，“血脉通则人身康，运漕通则国计足”。当时河运通道黄河时常泛滥、淤塞，他认为恢复海运是“圣子神孙万年之全利”（《广饷道以纾宵旰事》）。清初蓝鼎元继承丘濬的观点，主张在江南设厂制造海船，部分漕粮实行海运。其后，包世臣建议海运南漕。魏源更是大声疾呼，认为海运“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魏源集·道光丙戌海运记》），以海运取代河运可收“国便，民便，商便，官便，河便，漕便”（《海运全案序》）之效。他的建议为清王朝所采纳，海运漕粮自此恢复实行。

运粮的漕丁历来都是服徭役的民夫或调遣的军士，唐代刘晏改徭役为雇工，以榷盐所得赢利雇佣船工水手督运，“不发丁男，不劳郡县”（《旧唐书·食货志下》），出色完成繁重的漕运任务。其后，陆贽认为国家在财力富厚而又无大兴作之时，应当大搞漕运，即使费一斗钱运一斗米也在所不惜，这样做可以增加劳动者的生计，“虽有厚费，适资贫人”（《陆宣公奏议·请减京东水运收脚价于缘边州镇储蓄军粮事宜状》）。明代丘濬主张漕船按其吨位，八成运粮，二成准其运载私货，酌情抽税，“此策既行，则南货日集于北，空船南回者必须物实，而北货亦日流于南矣”（《大学衍义补·漕挽之宜》），这可以促进南北商品的交流，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来，此议于嘉靖年间被采纳，每条漕船准带私货二成，在沿途自由贩卖；并允许漕船沿途招揽货源，代客运输酒、布、竹、木等大宗货物，往来贸易。这使大运河成为当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沿河城市德州、临清、东昌、济宁、淮安、扬州等因此成为当时有名的商业城市。清初蓝鼎元也认为准许漕船搭载私货是“裕国裕民之道”（《鹿洲全集·鹿洲奏疏·漕运兼海运》）。近代的包世臣、魏源、孙鼎臣等更主张改革漕政，招商承运，认为船商熟悉航运业务、恪守商业信用，效率较高，商运可革除官吏“浮收勒折，日增一日”（《安吴四种·庚辰杂著三》）的漕弊，活跃经济，于国于民都有好处。

这是漕运论中最有积极意义的内容。西汉宣帝时，大司农耿寿昌主张趁丰年谷贱时，“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汉书·食货志上》）。元代虞集（1272～1348）有京东水田之议，建议“东极辽海，南滨青齐”（《元史·虞集传》），因地制宜，开垦水田，生产粮食供应京师消费，减轻漕运负担。明代徐贞明（?～ 1590）将虞集的主张“推之西北”，倡言西北垦田便可不再依靠东南漕运，“二岁开其始，十年究其成，而万世席其利”（《潞水客谈》）。明末徐光启则更“广其说，为各省直概行垦荒之议;又通其说，为旱田用水之议”（《徐光启集·钦奉明旨条画屯田疏》）。他指出，“漕能使国贫”（《漕河议》），明代每年从东南漕运数百万石大米供应京师吏禄和西北边饷，飞挽转输，劳民伤财。他认为漕运是阻碍西北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朝廷使东南养西北，是三受其困，惟有遍行开垦才是根本之计。清代林则徐也主张垦田减漕，他纂集前人议论，成《畿辅水利议》一书，建议在河北省大兴水利，种植水稻，就近解决北京所需的部分粮米，减少从南方各省北运的漕粮，以节省封建国家运输漕粮的费用。

漕粮向纳稻米。明宣德年间，周忱（1381～1453）于江南加征耗米，折纳银两，为漕粮折银之始。正统元年（1436），漕粮折银已达一百余万两。成化八年（1472），规定漕粮四百万石不能折征，至清未变。明中期后，针对东南地区有些地方漕运负担过重，不断有人呼吁漕粮折银，较著名的有瞿仁《折漕民疏》、周寀《题请漕粮永折疏》、王锡爵《永折漕粮碑记》、徐行《永折民疏》、徐学谟《改折漕粮书册序》等。清中期后，折银废漕呼声更高，地方官吏往往私自折征。咸丰、同治以后，鲁、豫、皖、赣、湘、鄂六省漕粮已一律折银。当时有“河运不如海运，海运不如改折”（《清朝续文献通考·国用考十三》）之说，冯桂芬就提出了“折南漕”的建议。他主张清政府应把南方各省的漕粮，一律折合成现银来征收，而对京畿一带应领漕粮的人，改发银两，令其在市场自购粮米。他认为：“但令市中有米，即不必官中有米”（《校邠庐抗议·折南漕议》），以使京都一带粮食供应更大程度地商品化。这些主张，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商品经济发展后漕运必然废除的正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