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是哪个时期的人

司马光是哪个时期的人 苏轼、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四人是什么关系？

欧阳修是范仲淹手下的小弟，曾经跟随范仲淹一起，在宋仁宗时期主持过庆历新政。

而王安石和司马光，又都是欧阳修的小弟，他们都是欧阳修在宋仁宗时期举荐给朝廷的。

至于苏轼，那就是这几个人共同的弟弟了。

准确来说，苏轼是欧阳修的门生，苏轼考取进士的那一年，恰好就是欧阳修主持考试，因此苏轼可以尊称欧阳修一声老师。

我们从年龄上也能看得出这四个人的关系。

范仲淹出生于公元989年，欧阳修出生于公元1007年，司马光出生于1019年，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苏轼最小，出生于1037年。

基本上是10年一个层次，这几位都是宋朝赫赫有名的文人，也都是政坛上著名的政治家。

除了苏轼的政治地位稍微低一些，其他人都进入过宋朝中枢机构，王安石和司马光更是先后担任过宋朝的宰相。

但是他们之间却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范仲淹和欧阳修一同改革，一同被贬。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句话估计每个中国人都能张口就来，这便是范仲淹的名句。

其实他还有更有意思的一句话：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在朝廷里面做官的时候，担心的是老百姓们过得好不好。

真正让我到了地方上做官以后，我又开始担心皇帝过得好不好。

其实范仲淹的一生，恰好能用这句话来形容。

宋仁宗掌握实权以后，对宋朝冗兵、冗官以及冗费额的现象非常不满，于是打算发起改革。

当时的范仲淹担任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的意思。

他得到了宋仁宗的器重，担任了这次改革的主要领导。

结果范仲淹一口气上书10条改革方略，把贵族势力得罪的彻彻底底。

宋朝才经历了4个皇帝，范仲淹就要对贵族集团动手了，这肯定会遭到各方面势力的打击。

结果宋仁宗顶不住压力，向贵族集团妥协，范仲淹心知不妙，立刻自请出去做官，为期不到两年的庆历新政便这么失败了。

然更张无渐，规摹阔大，论者以为不可行。

及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

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稍行，而朋党之论浸闻上矣。

---《宋史》当时的欧阳修还没有进入核心机构，只是一名谏官，专门上书提意见的那种，他紧跟着范仲淹一起搞新政，相当于是他的马仔。

新政失败以后，他也被贬到了地方做知州，也就是滁州。

我们曾经读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那就是在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写的，环滁皆山也，这一句话可也是流传千古的写景名句。

司马光和王安石，那就是一对生死冤家。

司马光和王安石的年纪相仿，两个人中进士的时间也相差不多，所以基本上算是同一个时代的文人。

他们刚考上进士的时候，欧阳修已经在搞庆历新政了。

可见他们和欧阳修之间还是有代沟的。

他们俩最初的关系是相当好的，两人彼此都很欣赏对方的人品。

尤其是司马光，曾经在宴会上，发现王安石说自己滴酒不沾，于是从头到尾就没有喝过一口别人的敬酒，这种胆略气度，深深吸引了司马光。

安石曰："近臣不知为谁，若两宫有言，乃向经、曹佾所为尔。

"冯京曰："臣亦闻之。

"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为归，故京独闻其言，臣未之闻也。

"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

去安石，天必雨。

"侠又坐窜岭南。

---《宋史》于是司马光悄悄把自己小时候砸缸救人的故事讲述给了王安石听，因此王安石对司马光也十分敬佩，两人就这么成为了至交好友。

但是这两个人后来却分道扬镳了，为什么呢？其实跟个人的交情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政见不同。

司马光天天读史书，所以因循守旧，不愿意做任何改革方面的尝试。

而王安石是个激进派，他成天就想着要改革，要变法。

早在宋仁宗时期他就曾经上书过，打算变法。

可惜宋仁宗胆子小，经历了上次变法失败的教训后，他只能把王安石留给子孙后代了。

王安石到了宋神宗时代，就成了宠儿一枚，不仅担任了宰相，而且主持变法。

同时期的司马光因为反对变法，气愤之余回家写书了，这一写就是19年时间。

这期间王安石两起两落，而变法事业也进入了瓶颈期，最终王安石被变法同盟们出卖，再也没有机会复出。

宋神宗努力打算延续熙宁变法，可惜能力有限，就算累死了，也没实现将变法策略贯彻下去的结果。

等到宋神宗死后，宋哲宗上台，老太后高滔滔主政，她也是一个守旧派，于是启用了司马光。

司马光很高兴啊，上来就把王安石变法的所有内容都给废除了，直接把王安石给气死了，当然没多久他也挂了。

两个人可谓是相爱相杀了一辈子。

苏轼跟范仲淹是没有交集的。

这四个人里，苏轼唯独跟范仲淹没有交集，毕竟欧阳修已经是苏轼的老师了，而欧阳修只是范仲淹的小弟，辈分差太多了。

等到苏轼在公元1057年高中进士的时候，范仲淹已经凉了5年之久了。

不过苏轼跟其他三位的关系却非同一般。

欧阳修亲自录取了苏轼，因此成为了苏轼的老师，这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事实。

而王安石和司马光最初跟苏轼都是好朋友，他们彼此欣赏对方的文采和人品。

可是等到王安石变法开始以后，几个人的矛盾就出现了。

当时欧阳修已经退休了，王安石本打算重用苏轼，结果苏轼却觉得王安石变法的某些内容不应该这么着急发出，最好是慢慢来。

这可把王安石气坏了，结果王安石一怒之下就把苏轼给调出去做官了。

等到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高滔滔执政期间，司马光又打算重用苏轼，于是将他弄了回来，还让他做到了三品的翰林学士，这是苏轼在政治上的巅峰了。

结果苏轼又跑过来喷司马光，认为变法中的某些策略还是不错的，不该全部废除。

结果司马光认为他是异类，又把他弄出去做官了。

此后苏轼被各种打压，总是是变法派和守旧派都不喜欢他。

因此他也只能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了。

总结：宋仁宗时期的文人最幸福。

宋仁宗虽然软弱了一些，但是他堪称是最仁慈的皇帝。

他在位期间的文人是最幸福的，因为可以畅所欲言，真正做到了言者无罪。

因此这个时代涌现出了一大帮优秀的文人，前期的范仲淹、韩琦、富弼，中期的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后期的苏轼、苏辙、曾巩等人。

这些人才是历史上最宝贵的财富，因为他们创造了若干中华文化中不可抹去的瑰宝，这些东西才是真正无价的。

参考资料：《宋史》

苏轼生于公元1037年，王安石生于公元1021年，欧阳修生于公元1007年，司马光生于公元1019年。

从年龄上来看最大的是欧阳修，最小的是苏东坡。

聊这四个人的关系就必须要从年龄最大的欧阳修聊起。

欧阳修曾经去考试有过落榜的经历，不过23岁时就位列二甲进士及第。

这样的年龄就能中举已经十分优秀了。

当时的主考官是晏殊。

欧阳修后来成了北宋文坛的领军人物，此时第二个人出现了——苏东坡。

欧阳修担任主考官的时候，苏东坡写了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写得太妙了，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写的，为避嫌，就定为第二。

后来公布出来才知道是苏东坡。

他与苏东坡交流时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经过欧阳修的点评，苏轼名动天下。

这样算下来欧阳修算是苏东坡的知遇之人，伯乐。

当时欧阳修误将苏东坡当作曾巩，曾巩他有一个好朋友叫王安石。

曾巩也曾经向欧阳修推荐过王安石的文章，受到欧阳修的赞美，对王安石的名声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后来欧阳修又一次向朝廷推荐王安石，举荐为谏官，王安石以祖母年高推辞。

欧阳修又以王安石须俸禄养家为由，任命他为群牧判官。

所以欧阳修也算得上是王安石的伯乐。

通过欧阳修，王安石与苏东坡之间肯定有交集了。

轮到最后一个人，司马光了。

司马光的起点比较高，年少之时就扬名天下了，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光父亲司马池死后，把司马光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培养、教育。

司马光和王安石年龄相仿，他们后来相遇之后成了好朋友，这里面还包括包拯，就是民间流传的那个包青天。

这四个人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关系还是不错的。

一切在“王安石变法”之后变了。

宋神宗对王安石很欣赏，他继位之后王安石也得到了重用。

一场变法让这些人因为对变法的理解不同，成了敌对。

欧阳修对王安石的对青苗法有所批评，改知蔡州，这一年欧阳修将自己称为“六一居士”。

一书、一棋、一琴、一金石、一酒、一老人。

你就知道欧阳修到底在想什么了。

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

王安石让御史谢景在神宗面前陈说苏轼的过失。

苏轼主动离京来到杭州，在杭州留下了很多事迹。

司马光一开始对王安石变法并不反对，直到青苗法出来之后，他就开始反对。

后来好友范镇反对新法被免官，司马光愤然上疏，然后退居洛阳，专心编撰《资治通鉴》不过问时事。

这些争斗只是政见不同的争斗。

当年苏东坡深陷“乌台诗案”，已经退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上书：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因为这句话，苏轼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就是四个人的关系，从好(师）友到相互争斗，但是底线还是有的。

录一下各自对对方的评价：司马光评价王安石：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苏东坡对司马光的评价：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

自少及老，语未尝妄，其好学如饥之嗜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

对欧阳修的评点：王安石说：如公器质之深厚，知识之高远，而辅学术之精微，故充于文章，见于议论，豪健俊伟，怪巧瑰琦。

苏东坡说：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欧阳修作为前辈，还是受到这些晚辈的尊重，至于苏轼、司马光、王安石差不多平辈，就不怎么客气了。

但他们之间的相争只是君子相争，是为天下而争，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争。